说到刘备的军事高参，人们首先会想到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他几乎被神化，自然无人与之相提并论。但是，历史上的诸葛亮并不以锦囊妙计见长。事实上，当他和庞统同为军师中郎将时，在阵前出主意的更多是后者。刘备入蜀征战，随行所带的也是庞统，而让诸葛亮“留镇荆州”。

当是时，庞统可谓刘备的行军智囊。在葭萌关屯驻期间，他向刘备献上密计：一是暗中挑选精兵，昼夜兼程袭取成都，此为上策；二是佯称荆州形势紧急，须回军救援，并趁机诱杀刘璋的守关名将，紧接着攻取成都，此为中策；三是退回白帝城，与荆州兵力会合，再慢慢图谋，此为下策。刘备选择了中策，随后势如破竹前行。可惜的是，这位被喻作凤雏的谋士，竟在围攻雒县时遭流箭射杀。

庞统死时才三十六岁，还没有充分展现才华即黯然退场。即使有迹象表明其排兵布阵或许强于诸葛亮，但因史料单薄，不足以支撑他作为刘备首席军事高参的地位。然而，庞统好似一个铺垫，真正的智多星将随之登场。他，就是从刘璋阵营里投靠而来的法正。

法正字孝直，扶风郿（今陕西眉县）人。虽然在刘璋手下任职，却并不受信任，还被同来益州客居的老乡诽谤，故郁郁不得志。但在人的一生中，不得志并非都是坏事。正由于对现状不满，法正便琢磨着改变现状。

建安十三年（208），他终于结识了能够让他改变现状的贵人——刘备。如同久旱逢甘霖，法正在出使荆州时，深感对方雄才大略，岂是平庸的刘璋所能比拟？!心中稍一盘算，他和张松即暗地里合计，打算共奉刘备为主人。于是，张松力劝刘璋迎刘备入川，以北伐张鲁、抗御曹操。

建安十六年（211），法正再次来到荆州，更是直接向刘备献策夺取益州，凭借天府之国的富庶和险阻成就大业。

法正显然押对了筹码！这需要眼力。但若要成为高参，不光善于识人，更应精于谋事。而法正恰恰具有料事如神的高明。

建安十七年（212），面对刘备的猛烈进攻，益州从事郑度向刘璋献上一计，即将巴西、梓潼郡内的百姓迁到涪水以西，然后将两郡仓库里的粮食及野外庄稼全部烧毁，高筑壁垒，深挖壕沟，不与作战，过不了一百天就可退敌。

这一招可谓撒手锏。当年曹操想攻击徐州，荀彧认为东方已收割麦子，对方必定坚壁清野，进攻不能陷城，掠物又无所获，不出十天，军队必然陷入困境。曹操随即醒悟，就停止出兵。所以，孤军深入的刘备对此十分忧虑，可法正胸有成竹，断定刘璋最终不会采纳。不出所料，刘璋不愿以扰民来避敌，非但没有照办，反撤了郑度的官职。

不仅有超强的判断力，法正还擅长心理战。当刘备与刘璋两军相持时，他给原先的主人写了一封信，指出雒城虽有万人军队，却是被击溃的将士；刘备的粮食储备充足，对方补给将日益困难；何况张飞又率数万大军并进，另有东吴作后援；益州所仰仗的蜀郡已遭严重破坏……在陈述了胜负之势后，法正笔锋一转：“刘备将军与您同宗共本、旧情依依，实在没有迫害之意。我认为您可以改变态度，从而保全家族。”刘璋后来出城投降，这封信或许起了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

作为一名真正的高参，绝对不可缺大局观。建安十九年（214），刘备挥师包围成都，蜀郡太守许靖想出城投降，事先却走漏了风声。时值危急关头，刘璋便放了他一马。刘备因此鄙视许靖，不打算任用。法正劝谏道，许靖属有名无实之人，但主公刚刚开创大业，假如不礼遇他，会被视作不重用人才，还不如效法战国燕昭王对待郭隗的先例，对之予以敬重。刘备于是改变了态度，开始厚待许靖。

在军事策略方面，法正对蜀汉政权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建安二十二年（217），他向刘备献计，认为曹操一举使张鲁投降，却不乘胜进取巴蜀，只留下夏侯渊、张郃屯兵驻守，自己匆匆返回洛阳，必定是内部出现紧急情况，故应趁机讨伐，必然可取汉中。

他分析了此举的战略意义：上则可积蓄力量，伺机推翻曹魏、匡扶汉室；中则可蚕食雍州、凉州，以开拓疆土；下则可固守要害，与曹魏持久抗衡。法正的这一策略，对蜀汉开国意义深远。因荆州当时由三方分割，孙、刘之间摩擦已日益加剧；倘若汉中被曹操长期控制，益州势必缺乏有效屏障。

这意味着刘备集团将极易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既无进退自如的地域自保，又何谈北伐中原、匡扶汉室的未来？!对法正的建议，刘备深表赞同，随即就率诸将向汉中进发。

随刘备同行的仍然是法正，诸葛亮则留在后方调度。建安二十四年（219），蜀军从阳平关南渡沔水，在定军山等地扎下营盘。法正采用声东击西之计，让万余精兵乘夜猛攻张郃，并在走马谷火烧魏营，迫使夏侯渊分兵助战。

待夏侯渊前来时，法正认为可以出击，刘备即命黄忠居高临下擂鼓突袭，大破曹军，并一举斩杀夏侯渊。毫无疑问，这是刘备阵营最为经典、辉煌的战役之一。等曹操领兵赶至，得知法正的计策后表示：刘备不具备这样的才能，一定是有人给他出主意。可以说，诸葛亮《隆中对》提出的战略构想，其中的重头戏“益州篇”，正是倚重法正的计谋，才将之化作现实。

功高自有重赏。刘备平定益州后，任命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赐予他和诸葛亮、关羽、张飞同等的赏赐。基于法正追随时间最短，刘备给四人的封赏却一碗水端平，可见他不无后来居上之势。刘备自立汉中王时，任命法正为尚书令、护军将军。蜀郡太守和尚书令，前者外统都畿，后者内统群臣，均是至高至贵的要职。

对法正的特别重用，还传递着一种深层次的意义。蜀汉政权是由外来势力为主建构的，从诸葛亮、关羽、张飞到麋竺、简雍、马良等，都是长期追随刘备或者在荆襄地区依归的精英。但光靠这部分人拥戴，还不足以维护益州的长治久安。

事实上，当年刘焉、刘璋父子也引来一批客籍人士，他们与本土势力原已存在矛盾，随着刘备集团入主，新旧的主客关系就更为错综复杂。法正于建安初年入川，原籍虽非益州，但与诸葛亮等相比，毕竟是蜀地旧人；即使长期被边缘化，但终究属刘璋旧部，所以有着显著的代表性。重用法正，并非只用其一人，而是给一整个派系、圈层以积极的信号。

当然，像对许靖、黄权、彭羕等人的安排，可以更多从“统战”的角度理解，但法正在刘备心中绝非摆设之用。《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的一则事例，可充分表明他的特殊分量。某次与曹军作战，形势极为不利，刘备却不肯撤军，但无人敢进谏。

当时箭如雨下，法正便挡在刘备前面，刘备赶紧让他避箭。法正说：“明公亲当矢石，况小人乎？”刘备只好同意撤退。法正去世后，刘备痛心疾首，为他哭了好几天，并加谥号为翼侯。切莫忽略这一历史细节，因为法正是刘备时代唯一有谥号的大臣。即使同年亡故的关羽，都未能享得如此哀荣，他和张飞、庞统等元勋都是几十年后才由刘禅所追谥。

称法正为刘备的首席军事高参，可依据一段很有说服力的文字：“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股肱乃大腿和胳膊，比喻左辅右弼之臣；谋主即出谋划策的主要人物。从很大程度上讲，诸葛亮、法正之于刘备，正如“汉初三杰”中的萧何、张良之于刘邦，两人各司其职，都对蜀汉政权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但论及阵前运筹帷幄，张良胜过萧何，作为“谋主”的法正较诸葛亮也更为出彩。

陈寿的评价无疑有说服力，他称法正“著见成败，有奇画策算”，却认为“应变将略”非诸葛亮所长。有则史料值得咀嚼：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之时，急令诸葛亮派兵增援。诸葛亮竟然举棋不定，问蜀郡从事杨洪怎么办，后者答得极干脆：汉中是益州的咽喉，是决定成亡的关键所在。假如没有汉中也就没有益州，这是发生在家门口的灾祸啊！“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

这一仗对蜀汉开国至关紧要，相比法正在前方见招拆招，诸葛亮在后方的犹豫不决似乎有失水准。而法正的多谋善断，则被世人公认。即使诸葛亮本人也常常为之赞叹，认为刘备当年进退两难，只因有法正的辅佐才摆脱困境，不再受人压制。曹操甚至感慨：我将天下英雄大致都收罗了，唯独缺了法正啊！

同样发出一声叹息的还有诸葛亮。刘备称帝后，磨刀霍霍欲东征孙权，虽然群臣纷纷劝谏，却一概不听。蜀汉章武二年（222），蜀军遭受惨败，刘备仓皇逃至白帝城。诸葛亮不由得感慨：“如果法正还活着，就能够制止皇上，使他不会东征；即使东征，也一定不会败得这样惨。”这与曹操赤壁之战后哭郭嘉何等相似！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法正精通军事，做人却不够宽宏，以致睚眦必报。自建安初年入蜀以来，他在刘璋手下怀才不遇了十多年，其心态难免受影响。掌权后的法正，对曾给自己小恩惠的人都予以照顾，凡有过小矛盾的，一概给予惩罚，以致大肆报复杀人。

法正是极其聪明的人，但缺乏大政治家的气度和胸怀，较诸葛亮更少了一点品格。也许在“术”的层面，他有其所长；在“道”的层面，则与孔明相距甚远。不过，即使算不上品德高尚的仁者，法正却不失为决胜千里的智者。陈寿将之比作程昱、郭嘉，所以给他戴一顶刘备首席军事高参的帽子，应该是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