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封建社会的礼制， 对于人的控制是“全方位”的，包括消费方式在内，什么等级能够住什么房屋，什么等级能够穿什么衣服，都有严格的规定。此所谓“贵贱不相逾”也。明朝初期的礼制又比前朝严格得多。

《大明律》规定：平民之家不管多么富有，住房的厅室严禁超过三间，家具也不得用红漆细木。红、金两色的服饰，只许“朝廷命妇”穿戴，民间妇女女只能穿紫、绿、粉等色服装。《大明律》中专门列举了“服舍违式”的“罪行”，凡在穿戴、房舍、车舆、器用等方面违反规定的人，都要重打50大板，当官的更要加倍。有的人甚至为此丢了性命。

到了明代后期， 社会风尚逐渐发生了变化。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老百姓手中的钱多了起来，富商巨贾们更能买得起王侯将相所享用的高级消费品。在强大的消费欲望的冲击下，权力支配财富的格局趋向瓦解。到了晚明万历年间，社会风气更是变得浮华奢糜，以致脱离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颇有点“超前消费”架势。

浮华之风首先在朝廷官员中间兴起的。他们住的是雕梁画栋的深宅大院，吃的是豪华丰富的山珍海味，连试图力挽颓势实行改革的宰相张居正也是“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这种浮华之风，由缙绅之家带头，继而婢妾效之，慢慢感染到亲戚故友，以致扩散到邻里街坊，最后蔓延到全社会。

奢靡之风也影响到一般百姓中间。当时文人记录了这种盲目的攀比现象，其言有云:“贫者与富者斗豪华， 至倾囊而不计。”有的人为做一件时装，不惜将一年的积蓄花得干干净净；有的人为了铺张过年过节，不惜屠宰耕牛；有的人为了赶时髦，从当铺中寻觅旧绸缎制品，翻改新衣，以饰门面。时人以四个字概括这种消费倾向，日:“贫而若富”。这无疑是一种虚假的繁荣。

晚明超前消费现象的产生，除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观念变化之外，还有两个特殊的原因：其一，明初以来的礼法对民众消费的限制过于苛刻，管了不该管的事，因而一旦条件发生变化，便出现了消费上的“逆反心理”；其二，晚明的礼法又松弛到近于瘫痪，万历皇帝置国家大事于不顾，数十年不上朝议政，多数官员怠于政务，“缙绅士大夫以货殖为急”，纷纷去经商赚钱。

晚明“消费热”的兴起，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以权力结构强制规范经济生活的封建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等级特权观念。原先规定只有贵妇人才能享用的金玉首饰，后来连娼妓也能戴着招摇过市了；原先不许平民乘轿，后来连家奴只要有钱也能坐上大轿。

然而，浮华奢靡只是过眼云烟。大明朝的财富在官员手里，在地主乡绅手里，在富商巨贾手里，唯独国库年年闹饥荒。无钱赈灾，无钱发饷！等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满洲八旗破口入关，这种繁华与奢靡最终变成了梦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