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博尔赫斯在短篇小说集《恶棍列传》中塑造了一个令人胆寒的形象——郑寡妇。小说中，郑寡妇掌控着亚洲的水域，从黄海到越南海岸，都是她的势力范围。在被官府招安之后，她继续着鸦片走私的勾当。

此前，菲利浦·格斯的通俗读物《海盗历史》已流行于世，博尔赫斯坦承受其影响，并在其中抓取了郑寡妇这个形象。中国女海盗郑一嫂经过西方作家演绎第一次进入了文学世界。

“西方的海盗里是没有女人的。”美国圣母大学教授穆黛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穆黛安致力于中国海盗研究，其著作《华南海盗1790—1810》试图还原当时中国海盗的生活与战斗状况。在她看来，中国文化里缺少海盗的意象，并不代表中国没有海盗，而清代中后期的中国海盗故事，精彩程度并不逊色于《加勒比海盗》。痴迷于海盗故事的穆黛安，将海盗研究的重点投向了远在东方的郑一嫂及其背后的郑一家族。

嘉庆时期的两广沿海，存在着无数小打小闹的海盗团伙，郑一家族原本只是其中并不起眼的一支。郑一和张保仔是名义上的义父子，两人先后娶疍家妓女石氏为妻。

1771年，越南西山地区的阮岳、阮侣及阮惠三兄弟建立西山政权后，便雇用中国海盗为其巩固政权，包括郑一家族在内的众多海盗势力因此受聘。在西山政权的认可下，海盗有封官赠衔的权力，海上打劫的赃物也按比例与西山政权分配。海盗势力因此日渐壮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海盗体系。

穆黛安认为，一个海盗集团的壮大，离不开某个政权的支持，这几乎是世界各地海盗的通例。

1802年西山政权倒台后，海盗集团失去靠山，转而以华南沿海的岛屿作为基地，开始新的海盗生涯。此时的海盗集团在经历了越南内战之后，已与当初的散兵游勇截然不同，甚至逐渐成为清朝政府的心腹大患。

据穆黛安了解，西方从来没有哪个海盗集团能够在规模上超过嘉庆时期的六大帮派联盟——一个持续近十年、超万人且失去了政权资助的海盗联盟。

华南海盗联盟

1975年，穆黛安为写有关华南海盗的博士论文到台湾寻找材料。在台北故宫的“宫中档”中，她发现了大量关于海盗兴起及其与越南西山政权关系的资料。于是，她将论文重点放在了广东内洋与外洋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海盗的生存与崛起。

1980年代，经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秦宝琦介绍，穆黛安终于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浩如烟海的朱批奏折中找到了华南海盗最终向清廷投降的证据，以及一份极为珍贵的文书——一份当时华南六大海盗帮派的“结盟书”。

（资料图/图）

海盗作为一种秘密的社会组织，其内部的组织架构、人员管理方式、财物流动等信息，几乎不为外人所知，而传统士大夫又不屑于去记载海盗的种种奇特行为，因此保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少之又少。

这份充斥着俗语和错别字的海盗合约，生动地还原了中国海盗的“合作精神”——每艘船都要登记在号，并设计旗号，不能紊乱；为了防止内部冲突，严禁各股各船为争夺战利品而动武；打劫货船时，严守先到先得的原则，不能恃强冒占等等。

复旦大学教授、《华南海盗1790-1810》译者刘平认为，穆黛安在中文官方文献中发现了中国学者之前未曾发现的重要史料，并在众多一手中文档案之外，转而使用了西方材料。

早在1830年代，西方就已译介了袁永纶的著作《靖海氛记》。《靖海氛记》1830年出版于广州，此书按照时间顺序详细记载了红旗大帮和黑旗大帮的情况，并忠实还原了清廷水师与海盗的几场战役，是距离嘉庆大海盗时间最近的出版物，史料价值很高。两个英译本随即出现——一本为卡尔·纽曼于1831年所译的《1807-1810年中国海盗侵扰史》；另一本为约翰·斯莱德1838年的译本《海洋平靖记》，自1838年2月开始连载于中国第一份英文报纸《广州纪事报》。

事实上，西方人并非没有掌握中国海盗的一手资料。当时，被海盗俘虏的外国人不在少数。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的日记和议事录留下了“广州商务档”以及《东印度公司特别委员会之秘密磋商、往来函件与公务处理资料汇录，1803—1810》两名被海盗俘虏的英国海员各自留下了记述——《我被拉德龙斯海盗所虏之遭遇以及有关那些海盗情况之见闻述略》和《我被拉德龙斯海盗俘虏及其以后之遭遇述略》。

1805年，从越南回到华南沿海的海盗头子们，在郑一的建议下达成了和议，结成海盗联盟。六支海盗帮派，联合出海，订立协议，按照协议分配赃物。自此，华南海盗势力进入鼎盛时期。

郑一领导的红旗帮海盗，是联盟中势力最强大的，以雷州半岛为中心，甚至在珠江流域都设有据点，鼎盛时期人数达万人以上。郑一本人娶了疍家妓女石氏——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女海盗郑一嫂。

寻找海盗踪迹

郑一去世后，郑一嫂迅速控制了红旗帮，她嫁给郑一的义子张保仔以巩固权力。在与官府周旋几年之后，郑一嫂赴广州与两广总督百龄谈判，协议接受招安，并将舰队集合于香山县外海芙蓉沙，共计海盗妇孺17,318人、船226艘、炮1,315尊、兵器2,798件。郑一嫂晚年被封为诰命夫人，移居澳门，颐养天年。

穆黛安到华南调研时，惊叹于珠江三角洲密集的水网。她穿行在广东沿海各镇。这使她理解为何在前现代的广东，几乎所有的交通都是水路，以及海盗为何能如此深入内陆腹地。有一次，她所在的轮渡行驶到江中心时，突然遭遇了风暴，轮渡顶不住风暴，只能返航，穆黛安将其视为自己一生中最惊恐的时刻。

之后，她又在香港、澳门寻找海盗的踪迹。宋代起，香港各港湾就是海盗的藏身之处。穆黛安在维多利亚港的东边找到了一座妈祖庙。它扼守着维多利亚水道，是进出港口的必经之地，如今的鲤鱼门灯塔就在它的附近。那座庙的建立者正是郑一的父亲郑连昌，而那里曾是他的海盗团伙祈祷和临时指挥的地方。穆黛安看见庙里的碑记写着：“天后宫，郑连昌立庙，日后子孙管业，乾隆十八年春立”。

（资料图/图）

穆黛安在香港找到了郑连昌、郑一家族的族谱。她在香港的民间学者萧云汉的未刊稿《1140-1950年中国海盗史》中，发现了郑氏的家族谱系。在比对了其他材料后，她发现萧云汉的材料都是吻合的，于是决定采信。

拜访萧云汉时，对方已是耄耋老人，对海盗的事三缄其口。“他拒绝承认自己写过这本书，也说自己对海盗一无所知。”穆黛安回忆道。半年之后，穆黛安收到一个巨大的包裹，打开一看，正是从香港寄来的萧云汉的手稿。

也是在香港，穆黛安在一张英文报纸上看到一则舞台剧广告，上面有一个熟悉的名字“Chang Pao-tsai”，直觉告诉她，这就是一台关于张保仔的舞台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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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剧演员说着粤语，穆黛安听不懂，就在门口堵住主创，和他们讨论剧本里的历史问题。在粤语流行文化里，这段传奇历史全以张保仔为主角，比如话剧《张保仔》、邵氏电影《大海盗》、亚视电视剧《张保仔》等。

令穆黛安惊讶的是，张保仔和郑一嫂这对雌雄大盗，在东西方的知名度竟然有巨大差异——在西方，人们对一位来自东方的女海盗的故事津津乐道；而在东方，郑一嫂的形象完全被她的养子兼丈夫张保仔盖过，而成为一个配角。

“海盗一直是西方流行文学的主题之一，西方作者被海盗集团女头目郑一嫂深深吸引，此后女人站在甲板上，也会被视为西方船只的厄运。”穆黛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

本文作者：南方周末(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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