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科举取士是中下层阶层走向仕途的出路，也是朝廷选拔人才的一个途径，选材与定区，成了反复折腾的难题，历代朝廷一直在做艰难的平衡。

从惟才是举到分省配额

隋唐刚开始科举的时候，由于最高统治者都属于关陇集团，因此，科举考中者，以北方读书人居多。

到了唐末五代，这种格局发生了变化，由于近百年的战乱，北方人的读书环境不够安定，反过来，和平的南方，则是“万物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种观念使读书蔚然成风。到了宋朝中期，终于引发了南北地域之争，山西人司马光主张各省都应按举人录取名额1/10的比例取中进士，江西人欧阳修针锋相对，主张维持旧制度“惟才是择”。这种争论最后以朝廷维持旧制告终。结果，在可以考的北宋进士9630人中，南方人占了9164人，南北比例严重失衡。

到了元代，由于统治者对儒家学说并不十分看重，科举考试时断时续，到了明朝初期，出现了血腥的南北榜事件，洪武三十年（1397年），一榜录取的52人中，竟全部是南方人，引起了北方读书人的抗议争论，朱元璋出于争取北方读书人的政治考虑，推翻此次科举考试的结果。亲自阅卷，结果，很多北方人被录取，不仅如此，他还杀了这次科举考试的考官，录取的的状元，进士也连同被杀，被流放，这是古代科举考试读书人最血腥的一幕，无辜的读书人不幸成为了皇权政治斗争的砝码。

1427年，江西人杨士奇建议明朝朝廷，将会试试卷分为南北中卷，南北卷各取45%，中卷取10%，形成了“分区定额”录取制度，到清朝康熙五十一（1712年），正式实行了分省取中制字，这个制度可以说影响科举考试数百年，今天高考的录取名额按省份分配，可以说是这种制度的延续。

几家欢乐几家愁

“分省取中制”只是按住了个葫芦，起来一个瓢，毕竟在会试之后的殿试里，全国的进士都是要按成绩排座次，争状元的。这样，就出现了清代状元分布的严重地域失衡，清代，江苏共出一甲进士（状元，榜眼，探花）过110名，浙江共出了81名，两省合计占全国一甲进士的58.5%。

这样的局面持续了很久，清朝廷也很想打破这个局面，无奈江苏,浙江考生长期盘踞榜首。可巧有一年，居然让陕西人王杰白捡了一个状元，那年殿试，王杰本应名列第三，结果，乾隆皇帝看到他的籍贯，就将其排在原定第一（江苏人）第二名(浙江人)之前。

除了各省教育基础的差异，另外，由于清代各省面积普遍较大，而乡试又只在省城举办，对偏远地区的秀才们很不利，以湖广为例，浩渺的洞庭湖，成为应试举人们去武昌必须跨越的天险，湖南士子们，因为不能按时到达考点竟然是常事，边陲地区更不用说了。据说，当时的土匪路霸，都有一个行规，不抢劫身带财物的赶考举人，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对科考举人有着全面的同情，就如同我们现在的社会对高考的重视一样。那些历尽艰辛如期进入考场的边远学子，有时也会因为身心疲惫影响发挥。

冒籍：科考移民

由于严格实行分省取中制，每个省份的录取份额不一样，于是，有了科考作弊手段：冒籍（称之为科考移民）。

古代中国十分重视籍贯，即使是父亲祖上做了大官，其子弟必然要回原籍参加科考，朝廷如此防范冒籍，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分好科举取士这块大蛋糕。

边远省份虽然录取名额少，但参加考试的人也少，而且教育不发达，像江浙一带文风鼎盛地区的士子冒籍应考，显然比在本省把握大得多，首都所在的直隶省，得到朝廷的照顾，其录取名额为最多的地区，其本地士子的考试水平不如江，浙等省，这也是江南士子喜欢冒籍直隶省的原因。

比如，乾隆元年（1735年），广西举人第一名潘一正，实际上是江南山阳人，他冒籍的办法就是去当两广的幕僚，然后通过各种操作，把自己的籍贯改成广西西北部的东兰州。

不过处罚冒籍犹如松紧带，不同皇帝在位，其严厉程度不一样，以明朝最为严厉，到了康熙年间，开始对学生“审音”，凭其口音确定是否冒籍。到了乾隆十年，在顺天乡试时，朝廷会特派出满，汉御史各一人参与“审音”，被称为“审音御史”。但中国是个人情社会，那些冒籍者多半都是一些有能量的官员，虽然处罚和审查都非常严厉，但冒籍事件还时有发生。

清末状元，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张謇也是一位冒籍学生，他本来出生于江苏海门，然而，海门的名额太少，人又太多，所以冒籍通州如皋人，张謇中了秀才后，帮他冒籍如皋张家以此为把柄，不停的敲诈勒索他家，一家人受尽屈辱，苦不堪言，逼不得已，张謇自己投案，不过这次事件官府处理的很仁慈，没取消他日后的考试资格，过了几年，张謇又重新考试，最后考取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