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除了军队的数量和质量、指挥艺术和士兵的斗志，更重要的是作为战争后盾的经济实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最终战败，除其战争性质的终极决定作用外，还因为德国经济自身的一些重大问题，如经济管理体制混乱、本土资源严重不足、劳动力短缺影响等。

经济管理体制混乱，害死“不可一世”的希特勒

希特勒上台后，试图在经济上建立一套完备的管理体制。1933年7月，希特勒成立了“德国经济总会”，成为纳粹政府头几年中领导经济的最高权力机关。

1934年11月，经济总会颁布《德国经济有机建设条例》，正式把德国经济合并为6大经济组，同时全国按区划分为18个经济大区，每个省区内设经济院。在经济大组下设44个经济组，经济组下又分350个专业组660个专业小组。其中不设经济组的手工业大组，其下直接设有52个全国性行会联合组、15000个行会和70个区手工业会。工业经济大组是由31个经济小组包括131个工业小组和137个工业分小组组成，属于这些小组的还有代表一个工业或一个工业部门的332个地区小组，形成了从上到下的生产管理体系。几乎每一行业和每个企业所需的原料、燃料、资金，每个企业的生产安排、产品销售、价格高低都由这些组织进行调节和干预。纳粹政府希望通过这层层组织把经济生活中的各行业完全掌握在手中。

在经济管理领域中，希特勒也推行“领袖原则”，严密控制各种经济管理机构，干预一切经济生活。

1934年1月2 日，纳粹德国颁布的《民族劳动制度法》明确规定企业主是企业的领袖，是拥有全权的统治者。工人被定为企业领袖的下属，只应对企业领袖“保持忠诚”。国家经济管理机构最高组织的首脑由希特勒亲自任命，下一级由希特勒任命的“首脑”任命，上一级的“首脑”任命下一级的“首脑”，而下一级的首脑对上一级的首脑负责。这样，一级一级的负责制，纳粹政府就达到干预一切经济的目的，这种管理模式看起来似乎非常严密。

但是，希特勒并不是一个经济专家，而是一个政治赌徒。他创设的经济管理体制庞杂重叠，各部门之间权责混乱，矛盾重重，相互争夺激烈。

战前，希特勒的经济管理机构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属于调节和管理的业务性质的经济管理机构，实际起行使政府职权作用；一类是具有行政权力性质的管理经济的政府机构，权力很大；一类是控制劳动力和部分生产资料所有者的管理机构，后来逐步发展成强制劳动者从事军工生产和服务生产的机构。这些机构看似各施其职，但是各管理机构之间，在经济政策的方法和权限上不统一。如“四年计划”全权总代表的戈林与经济部长沙赫特就在一些重大政策上发生了矛盾。戈林主张快速发展化学合成原料的生产，而沙赫特则反对，认为这样会过度增长财政开支，并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结果是沙赫特被迫辞职，德国失去了一个真正懂经济的专家。

德国的经济与工业组织系统复杂，各部门职责重叠。戈林及其四年计划部接替沙赫特独揽经济大权，但经济部仍继续存在。1940年3月托特在负责劳动部的同时担任了第一任军械部部长。但是所有军火生产的方针和重点均由武装部来负责。托马斯是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和军备局局长，负责陆军军火生产的政策与协调工作。空军总部和海军总部负责空军和海军军火生产的政策。可见德国军工业发展的领导组织体制混乱，职责交叉。由于缺乏宏观决策的统一性，因而军工生产重点变化无常。

法国沦陷后，德国以装甲和陆军军火为重点的生产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十八个陆军师转业到空军、海军，军工部门全力为攻打英国作准备，陆军军火生产被放置一边。当希特勒的注意力转向东线时，空军和海军军火生产又退到次要位置。这种政令不一、管理混乱的情况到1942年施佩尔任军需部长时才有所改观。他对德国不合理的工业管理体制做了部分调整，戈林及其四年计划部逐渐被撇在一边，托马斯及其军事经济和军备局脱离了德军最高统率部，绍克尔负责的劳动部门纳入施佩尔的权力范围之内。

尽管希特勒把军需生产的大权交给施佩尔，但其他纳粹党头目们为扩大自己的势力，仍然想方设法插手军备生产，纳粹党卫军头目希姆莱就是其中之一。1943年7月，德国开始生产远程火箭v2，希姆莱就获得希特勒同意V2火箭生产由集中营的犯人承担。这样，施佩尔“不得不同党卫军的领导一起制订共同管理的企业——后来被称为‘中央工厂的方针”’。施佩尔认为，“建立一个隶属于党卫军的大型火箭工厂的命令，破坏了我们在生产上独立工作的原则。”没有统一而有效的军需生产管理，必定会造成军需生产的负面影响，阻碍军备工业乃至整个经济的有序发展。

德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混乱、重叠以及职责不明都是由纳粹党的阶级本质决定的，再加上作为政治赌徒的希特勒，只把经济作为他实现称霸世界政治野心的一种手段。经济管理体制的混乱严重影响了军事工业和战时经济的发展，成为德国在二战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本土资源严重不足耗死德军

众所周知，德国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德国法西斯在发动二战之前的6年内，虽然竭力扩充军备，加快发展战争经济，但对战争经济的准备并未达到非常充足的程度，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德国的本土资源严重不足，尤其是战略资源。

军事经济专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大约有20种基本产品对于战争是不可或缺的，而德国除煤以外，几乎样样都缺。作为动力的石油，制作炸药用的棉花，运输工具上用的橡胶，炼钢铁用的铁矿石，制造军火用的镍，制造火药用的铅，雷管上用的汞，制造飞机用的铝，制造炸药用的甘油和硫磺，制造无烟火药用的纤维索，化学仪器用的铂，炼钢和一般冶金工业用的镁、锰等等。

纳粹德国在扩军备战中虽然一直把解决战略原料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并提出在第二个“四年计划”内达到自给自足的目标。实际上，对于拥有发达工业而严重缺乏原料的德国来说，要想达到所谓的原料自给，即使用上10年的时间也不够。

到战争前夕，德国铁矿石的2/3仍然靠外国供应，天然油和人造油仅能满足平时需要的1／3，国产纤维物资仅为需要量的2/5，储备的锡和铜到1939年已消耗殆尽，而德国又生产不出炼钢用的钨、铬和镍。战争经济的这种弱点严重影响了军工生产的大规模扩充，所以，德国不得不在战争初期采用闪击战略，企图利用相对优越的战略战术和武器装备的优势来取得胜利。

德国在没有完全准备好打一场持久战的情况下发动了战争，其手段是“以战养战”，把战争变为赤裸裸的掠夺战。早在对苏战争爆发前，战争发动者们就制定了明确的经济目标。1941年2月12日，戈林在“东方问题”会议上说：“我们在东方实施的一切措施，其最高目的应是增强德国的军事潜力，任务是从东方地区搜刮尽可能多的农产品、原料和劳动力。”这种“以战养战”的方式暂时保证了德国的原料供应。

德国依靠战争初期的胜利，开始了对占领国、附属国及中立国的物资掠夺。到1941年底，德国在欧洲被占领国中掠走的各种材料和物资总额高达九十亿英磅，超过本国战前国民收入的一倍。同时，德国还从附庸国和中立国夺走了大量的经济资源，罗马尼亚的石油、南斯拉夫的铝矿等都成为德国需求的主要来源。

对这些国家的资源掠夺一度使德国的经济能力大大增长。到1941年年中，德国电力、生铁、钢和汽车的产量增加了一倍多，煤和铝增加了近一倍，铜矿开采增加了2．3倍，石油和铝土矿增长20倍。德国控制的这些国家的粮食产量超过了德国本土的一至二倍。

尽管如此，德国在对苏开战后，仍然暴露出战略资源紧缺这一致命弱点，特别是燃料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到1941年冬，德国的燃料储备仅够两个月使用。而燃料的奇缺对德国空军是致命的打击，使德国空军飞行训练时间大打折扣，伴随而来的是空战中与日俱增的损失。

“以战养战”所维持的战争经济完全是以战场上的胜利来支撑的。随着德国在战场上的失利，这种相对优势的原料供给逐渐消失，转而成为战争经济的劣势，并转化为军事失败的主导原因。到1944年，随着盟军的战略进攻，德国法西斯的占领区同其战略资源进口来源不断丧失，已预示着战争即将失败。希特勒也意识到由于缺乏物资，战争在几个月内即将结束。

从1944年开始，美英两国对那些被迫向德国提供重要战略原料的中立国施加强大的外交、经济和军事压力，并且向这些国家收购那些它们向德国提供的战略物资。因此，西班牙、葡萄牙、瑞典与土耳其等国向德国提供的原料大量减少，有的还停止了供应。例如，葡萄牙就停止了钨的供应，瑞典供应的铁矿石由原来的1026万吨降到450万吨，甚至为防止德国买去做冬装，连几乎毫无价值的山羊皮存货也被英美购买一空。到1944年秋，德国的军工生产达到高峰，而这不过是垂死挣扎而已。此时战略资源的来源已成为影响德国战争机器能够开动多久的关键。

早在1942年，德军丢失了苏联尼科波尔锰矿后，军需部长施佩尔在给希特勒的备忘录中就指出：铬的储存量最少，情况特别严重，因为没有铬，就不能维持高水平的军备工业。如果巴尔干和土耳其的进口中断，按目前铬的消费，只能维持五到六个月。这就是说，在这个期限之后一至三个月，最重要的各军备部门，包括飞机、坦克、机动车辆、反坦克手雷、潜艇以及几乎全部枪炮的制造都将停产，因为到那时，各供应渠道都将告罄。”他的最后结论是：“如果巴尔干失去，再过十个月，这场战争也就结束了，到1944年9月，燃料不足使德国完全处于被动，甚至出现用牛拖卡车的情况，显然这是德国战争经济力不从心的集中表现，同时也是德国经济全面崩溃的前奏。而战争经济崩溃之日，就是德国前线彻底失败之时。

劳动力枯竭，用工荒导致德国工业崩溃

德国不仅资源矿产贫乏，而且人口相对有限，由此造成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成为制约战争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在纳粹统治的战前六年，劳动力缺乏的现象并不明显。

希特勒上台后，通过发展战争经济解决了600万人失业的问题。到1938年，德国的失业率由1933年的20％降为0.95％。纳粹德国为了保证充分利用农村人口，通过各种措施防止农村人口外流，从而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德国还实行义务劳役制以加强对劳动力的利用，这是劳动力有限的表现。

在劳动力缺乏的情况下，纳粹德国对劳动力采取的是一种强制性、压迫性的管理，劳动者的工资待遇并没有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而同步增长。1934年德国颁布的《国民劳动条例》明确规定企业主是工人的绝对领袖，工人则是企业主的从属者，企业主决定企业内的一切事务而不允许工人过问，工人在企业内完全无民主可言。政府还打着维持劳资双方和平的

旗帜取缔工人的任何反抗，并强令解散工会，取而代之的“德国劳工阵线”规定工人不得罢工、怠工、闹事。工人工资名义上增加，但以国家名义扣除的费用就达工资的15—19％，再加上各种苛捐杂税，总共要扣除工资的25—32％。广大劳动者在受到资本家剥削的同时，被迫忍受着纳粹组织的严密控制，完全失去人身自由，逐渐丧失劳动积极性。

随着战争的发展，德国不断损兵折将，战线也越来越长，兵力的损失必然导致军队征兵与生产劳动力的矛盾。有人提出使用妇女来解决劳动力需求的困难，但是劳动部长绍克尔却坚决反对。

于是，德国纳粹政权通过大量掠夺外籍工人和使用战俘来解决本国劳动力短缺问题。德国占领军把占领区的居民强行驱往德国当奴隶。据统计，1940年5月在德国做苦工的外国人达120万人左右，1941年5月增加到310万。苏德战争爆发后，由于两线作战，更多的德国工人被征人伍，对外籍工人的需要猛增。截止1944年9月，在德国的外国工人达到750万人。此外，德国还使用战俘强制劳动，到1944年12月，已有75万战俘在德国的工厂做工。这些被迫参加劳动的外籍工人和战俘的生活条件和环境非常恶劣，再加上语言的障碍和缺乏相应技术，生产效率不高。

战争后期，德国劳动力不足问题突出地摆在统治者面前，现役军人的补及和劳动力供及的矛盾越来越突出。1945年元旦，施佩尔就抱怨“全面征兵将冲击我们剩下的各种计划，甚至于会到这种地步，全面征兵等于整个工业的全面崩溃”。

1944年夏，德国进行劳动力动员，凡男子15—65岁，妇女17—45岁尚有劳动能力的都被动员，义务劳役制甚至扩大到65岁以上的男子和50岁以上的妇女。这正是德国劳动力资源完全枯竭的现实表现。试想当一国把全国的老弱病残都拖进战争时，它怎不会走向灭亡?所以劳动力的短缺把德国战争及战争经济拖向了崩溃的边缘，并成为德国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战争的结局表明，现代战争对经济条件的依赖越来越强，经济力量在战争中越来越重要，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德国利用其暂时膨胀起来的军事实力席卷欧洲，其最终的灭亡与经济崩溃密切相关。以1938年德国生产指数为100％，1945年德国生产资料生产则下降到30％—44％，消费品生产下降到18％—28％。可见到战争末期，德国经济已崩溃，完全无法使战争机器正常运转，从而决定了德国法西斯覆灭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