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司马懿的后代们统一了天下，然后得位太过不正，第二代即天下大乱。司马家族南渡建立东晋，皇权进入更加脆弱不堪的状态，终被拥有军事优势的低等士族篡位，中国历史由此进入南北朝时期。

政治上，与司马家类似，南朝皇帝饱受得位不正的指责；同时，在军事上，南朝也发现自身无法抗衡北朝，遂在文化领域发力，以期赢得与北朝的正统性之争。为此，南朝皇帝在境内大力支持佛教，以化解儒家文化对其正统性的质疑；在境外甚至海外，南朝也进行大规模的文化传播与交流。

在这场南北对抗赛中，尽管南朝在文化领域遥遥领先，但终因国家能力弱于北朝，最终被北部的隋朝所吞并。

节选自《枢纽》第三章“第二轮历史大循环：豪族社会”第二节“塞北的精悍气血与江南的衣冠礼乐”。

西晋末年主道昏庸，臣下无道，胡族四起，天下大乱，百姓南迁。仓促间，皇族当中名望并不重的一支司马睿，在南渡士族的支持下，即位于建康，是为东晋。

晋元帝司马睿

东晋皇权对于与士族合作的需求更高于西晋，乃至司马睿登基时极力要拉着南渡士族领袖王导与其共坐御床，时谓“王与马，共天下”。

琅琊王氏家族的首脑人物王导

南渡的诸侨姓士族彼此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拥戴权力有限的司马氏为共主，作为士族对于权力分割的共识基础；但是诸侨姓士族本身并不足以抵御北族南侵的压力，也不足以压制本地吴姓士族的挑战，还需要有南奔的流民编成军队以为倚仗。

田余庆先生对此总结为，“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

田余庆先生进一步区分了士族当中的高等士族和次等士族，前者是真正在朝廷中当权的豪门大族，代表人物有琅琊王氏、谯国桓氏等五族；后者的代表人物有杨诠期、刘裕等人，他们只能各自统领流民军所组成的西府兵和北府兵，供高等士族驱驰；还有孙恩、卢循等人，不满于高等士族的把持朝政，而结合民间淫祀的组织力量，掀起叛乱，最终为刘裕所平。

琅琊王氏家族与皇室力量势均力效

东晋一朝的格局是，高等士族与皇权共天下，次等士族与流民共军力，这意味着帝国的政治重心与军事重心在人事意义上并不重合。这种不重合与征服帝国的政治军事重心分离于经济重心不同，后者的皇权能够有效统领军队，以此压制经济重心并形成帝国的外向性格；而东晋实则内敛帝国，政治与军事重心的分离，只能是蕴含着内乱的种子。

故而东晋一朝的秩序均衡点过度地远离了集权秩序一侧，落在多重均衡当中稳定性非常差的一个点上。不断地有权臣试图取司马氏而代之，而流民军有苏峻之乱等事，也不让人放心，天下惶惶不安。

南朝刘宋开国皇帝刘裕

最终，次等士族刘裕率其北府兵，击败了在建康僭位改号的高等士族桓玄，不久又取司马氏而代之，建立了刘宋，历史进入南朝。此时，帝国在人事意义上的政治重心与军事重心终于合一了，皇权较之东晋获得了伸张，均衡点开始向集权秩序一侧回摆。

但是由于具有政治意义的技术进步仍未出现，豪族的大庄园经济不是南朝皇帝所能克服得了的，所以南朝诸帝国的中央财政仍然很有限，还是必须与豪门士族之间形成均衡、合作关系。

南朝的政治稳定性也并未变好太多。

盖司马氏虽得天下过于诡诈，但其正统性历经百年已为人默认，而南朝诸帝由于多系篡僭上台，依照传统的儒家观念来看，其正统性有严重问题；这激励了无数野心家的想象力，人人皆觊觎神器，这还仅是对内的一面。

对外的一面，北朝已逐渐稳定下来，并且开始有了咄咄逼人的态势；南朝武力不济，却又不能在与北朝的竞争当中认输，因此必须强化自己作为正朔所在的特性，坚持儒家的观念，可这又会放大自己正统性缺失的问题。这种两难困境，导致皇朝处在严重的不稳定当中。

南朝的皇帝无法化解现实的困境，所以在纠结中开始寻求新的普遍理想的支持，这在萧梁一朝表现得极为明显。一方面，梁武帝极度佞佛，曾四次舍身同泰寺，最后一次舍身时，梁武帝召集僧俗举办大法会，不再回到皇宫，并大赦和改元。

梁武帝萧衍痴迷佛教

大赦、改元意味着万象更新与民同庆，梁武帝不以儒家礼仪来行此礼，却以佛教的仪式来做。这实际上意味着梁武帝力图以另一种普遍理想刷新自己的统治正当性，刷新梁朝的政治意涵，冀图以此来克服掉自己篡权上台的正当性缺陷，以绝贼子之心。

另一方面，梁武帝极为鼓励中原传统文化的发展，一时江南衣冠礼乐文风大盛，涌现出《文心雕龙》《昭明太子文选》等一系列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作品与文集，甚至跨海影响到朝鲜、日本。

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

因为南朝在军事上的竞争败于北朝，所以其主战场转移到文化正统之争。以至当时天下军力最强的东魏实际控制人高欢恨恨地说：“江东复有一吴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

南朝文化一时成为东亚世界居主流地位的文化，大量向百济、日本传播。其传播路线主要有三条，即直接从长江口到日本，由华南经台湾沿琉球到日本，以及经由百济到日本。

日本法隆寺金堂（南北朝风格）

于是，东亚地区的草原-中原-海洋三重结构的世界，其历史开始呈现为一种总体联动性的发展。即草原-中原关系，发展为秩序的生成线，其载体是起自长城沿线的北朝；中原-海洋关系，则发展成为秩序的传播线，其载体是南朝。南朝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动力向外传播文化，正是因为北方的压力。

五胡乱华之际，大量中原士人被迫南逃避难，江南才得以发展起来；嗣后北朝强大的军事压力，使得南朝不得不在海外进行文化竞争。

五胡乱华形成与汉人政权对峙

咨诸历史，可以发现，每一次北族的南侵过程，在中原带来血腥与混乱，同时却也带来江南开发的深入化。中华帝国对于南方的统治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发展起来的。

普遍理想并不必然钟爱其中原的发明者，而是恍若“自私的基因”，只会选择最有利于让理想本身得以光大的路径。中原涂炭，反令普遍理想得到更大的传播，历史便如此前行。

侯家驹先生发现，在南北朝当中，无论南朝还是北朝，都是出身士族者占官吏总数的比例越高的国家，其国势越强；越向后的朝代，士族在官僚中所占的比例越低。 他推想这或许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基础不是个人，而是家族，所以这一比例越高，表示政府受到强宗大姓的支持越多，以致基础越巩固。

尤可进一步推知，出身士族的官僚所占比例越多，意味着帝国越无须分散精力来对付国内的士族力量；相反，士族自身所具备的组织资源，可以为帝国所用，其国势必然强大。

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分布图

但这也意味着皇权越受制于士族，不得伸张；越向后的朝代，士族比例越低，意味着皇权与寒族官僚结盟以抗士族，皇权的伸张越强。但这只是带来强朝廷，却破坏了帝国内部的组织资源，导致弱帝国。

这种说法仍太过粗糙，仔细比对可以发现，“南北朝的历史，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历史；南北朝的竞争，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竞争”。而贵族与官僚的结构性关系，在南北朝有着较大差别。

南朝的官员，品、秩不一定对应，这意味着南朝官僚的贵族属性更强，官员的身份并不由其官品决定，而基于其文化士族的身份。

北朝的官员，品、秩一体化，这意味着皇权的力量较强，军功贵族已经走在官 僚化转型的路上。

同样，江东的文化远胜北方，但其学校不如北方之盛，甚至还在五胡十六国时，北方的学校就胜过东晋。

之所以江东文化更盛，在于江东君主起自贵族支持，君弱而臣强，贵族是主要的治国者，文化是贵族的身份识别标志之一，江东对官僚的需求较弱，不太需要国家学校。

之所以北方学校更盛，在于北朝君主起自武功，相对于江东而言，属君强而臣弱，君主需要官僚治国，以压制军事贵族的独立性，故而要建国家学校培养人才。北方的法制更胜江东，也是同样的原因。

南北朝发展示意表

因此，对于南朝的国家来说，其朝廷能力的强弱与国家能力的强弱，差不多是零和关系，互为代价，根本原因在于整个国家的建制已经贵族化，国家是作为贵族合作的非集权秩序存在，寒族很难获得发展的机会；这种情况下，南朝在多重均衡当中所落入的就是一个稳定性很差的点，并且凭其自身基本无法走出来。

北朝的国家，相较于南朝而言，其朝廷能力的强弱与国家能力的强弱，不是零和关系，有可能互相扶助，并且两种能力的强弱与贵族-士族占据官僚的比例成正比，因为其贵族制度逐渐走向建制化，国家是作为君主主导下的集权治理秩序存在，军事贵族的组织资源可直接转化为国家机器所需的组织资源。

最终，南北朝最后时段并存的北周、 北齐、陈这三国中，来自北方、士族占据官僚当中比例更高的北周及其后继者隋，完成了天下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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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施展世界(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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