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的历史上，章惇一直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司马光执政时，章惇因坚决支持新法，反对保守派而被视为奸佞。宋徽宗继位后蔡京成为了宰执，蔡京以推行新法为幌子大肆抨击政敌，并将以司马光为首的三百零九位旧党士人扣上“了元佑奸党”的帽子，章惇“”奸佞“”的身份也得以洗刷。

南宋时士人普遍认为新旧党争是导致北宋灭亡的主要原因，而变法派更是祸乱之源，因此在宋人的笔记中章惇通常都是品行不端，狠辣凶厉的“奸佞”形象。

元代脱脱修《宋史》时，延用了这种看法将章惇录入《奸臣传》。称：“章惇敏识加人数等，穷凶稔恶”，一个“穷凶稔恶”的评价将章惇打人了《奸臣传》之中。

而事实上，章惇无论是为政还是为人上都称不上“奸佞”。与蔡京，秦桧这种政治投机者不同，章惇是一个极富政治理想与政治才能的政治家。哲宗亲政后召章惇为相，在宋哲宗的全力支持下，章惇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七年独相。

在为相期间，他恢复被司马光等人废除的新法，主持了对西夏的攻略，使得北宋对西夏逐渐占据了优势。同时章惇为人刚直，严于律己，即使身为宰相也未尝滥用权职，“四子连登科，也不肯以官爵私所亲 ”。

虽然章惇对于元祐党人的打击过于狠辣，行政也有所偏颇，但不可否认的是章惇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宰辅。章惇被打入“奸佞”繁荣行列，除了他支持新法，打击保守派相关外，与章惇屡次贬谪苏轼也有极大的关联。

在史书亦或者宋人小说中，对待苏章二人的友谊几乎都一边倒的谴责章惇，认为其不顾朋友之义，屡次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对于苏轼历来却多有回护，认为他是这段友谊中的受害者。甚至不少书籍还在回避苏轼曾与章惇为友，但实际上这种曲解并不客观。

嘉祐二年（ 1057年）章惇与苏轼等人同科考上进士，由此章苏二人开始相识。但章惇因为耻于名次位于自己的侄子章衡之后此不顾仁宗的赦令，放弃了及第的机会。两年后，章惇以一甲第五名的身份再次考中了进士。两次考举都举重若轻，且取得不俗的成绩，足见章惇的过人才学。

章惇与苏轼的正式相交于嘉佑七年（ 1062年），当时两人同时受任于陕西路，据《高斋漫录》记载：

“苏子瞻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章子厚为商州令......皆以国士遇之，二人相得欢甚”

两人都是才华横溢，不拘小节，因此很快一见如故，倾心相交。苏轼也在《与章子厚参政二首》一文中写道：“轼初见公长安，则语相识，云，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

在宋神宗之前两人都相交莫逆，视彼此为至交好友。英宗治平元年，章惇还专程从商洛到凤翔去拜谒苏轼，两人一同游终南山，赏仙游潭，著名的绝壁题字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次同游中。对于这次同游苏轼与章惇都曾作文记录。（《书游仙游潭》和《游终南题名》）

从治平（英宗）到熙宁（神宗）初年，两人虽然因为异地为官，来往不多。但彼此之间的情谊却没有生疏。两人三年间数次通过《跋醉道士图》题跋相互戏谑，之间的默契更是令外人都羡慕不已。虽然这段时间里，章惇与苏轼因为不同的政治立场有所分歧，但是立场的不同并没有影响两人的友谊。

熙宁八年（1075年），章惇被邓绾弹劾：“惇人物佻薄，行迹丑秽，与吕惠卿协济为奸，宜早罢黜”，被贬湖州。章惇想起早年与苏轼同游，于是作《寄苏子瞻》抒发自己想要归隐田园，醉心山水的想法。苏轼随之也以《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相和，其中更是不乏勉励之词。

元丰三年（1080年）“乌台诗案”爆发。苏轼因讥讽朝政，妄议新法而被下狱，宰相王珪等人欲置苏轼于死地，称苏其《塔前双桧》诗中“有不臣意”。当时苏轼因为反对章惇榷盐开边以及新政变法，已经与其不和了。但章惇并没有以此置好友不顾，闻言后依旧不顾危险，勉力为苏轼辩护。这件事在《庚溪诗话》《石林诗话》《友义门》等多个宋人笔记中有所记载。

之后苏轼被贬谪黄州“亲朋多畏避不相见”，唯有章惇不顾政治立场，以朋友身份亲自给苏轼写信安慰他。这种雪中送炭的情谊也让苏轼感动不已。在回《与章子厚参政》一信中苏轼写道：“.......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虽然信中言辞感激，但从苏轼对章惇恭敬中略带疏远的态度，却可以感受到两者的关系已经不复从前了。

元祐元年（1086年）宋神宗驾崩，新党失去最重要的后盾。旧党领袖司马光升任执政后极力打击新党，甚至执意废除在当时已见成效的“免役法”。苏轼之弟苏辙在这场风波中率先开始弹劾章惇，随后作为当时新党顶梁柱的章惇又被旧党接连弹劾被贬汝州。

章惇因为这次贬谪大病一场，而好友苏轼却作《缴进沈起词头状》公然指责章惇平定西南时“结怨交蛮，兵连祸结”。招抚西南，平定五溪蛮，是章惇此前最得意的功绩。在熙宁年间苏轼还曾写诗称赞了此举。但如今却为了打击新党，倒戈相向，彻底否定了章惇的功绩，此间对章惇的打击可想而知。

之后章惇乞求归乡照顾老父，却不被朝廷所允，其子章持亲书《为父惇辨冤状》鸣冤，时旧党的吕公著，范纯仁都因为仗义执言被贬，而作为好友的苏轼却不置一言。

在元祐党争时期，旧党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大肆攻击新党，一些过激的行为甚至让旧党中吕大防等元老都觉得迫害过甚，建议新旧两党“以平旧怨”。而苏轼却认为这种处事方式是懦弱无立场并极力反对。苏轼在新旧党争中不理性的态度以及“矫枉必过正”的行事方式，让他与章惇的友谊产生了极大的裂痕，也为他在绍圣年间的远谪埋下了伏笔。

绍圣元年（1094年），宋哲宗开始亲政，从小对父亲宋神宗事业充满崇敬的的哲宗，对于新党有着天然的好感。而苏轼作为旧党中的中流砥柱，却在元佑年间多次非议新法，暗讽神宗，在修《神宗实录》时为了旧党的正统性，不惜抹杀神宗的功绩，诋毁神宗的为政。在高太后临政时，旧党假借哲宗的名义废除新法，甚至阻扰哲宗亲政。因此哲宗对旧党一向持反感态度，这从他后来任章惇为相也可以看出一二。

后世之人总是将苏轼屡次遭贬归结到章惇，但是却刻意忽视了哲宗在这件事上的立场。苏轼被贬发生在绍圣元年四月十二日，而章惇被召为相已经是四月二十一日。而这一次的贬谪中也不仅仅只有苏轼一人，旧党中的吕大防，刘挚，范祖禹等人也在其中。

苏轼在绍圣年间被一再贬谪，虽然有章惇没有相助的原因，但如果将所有的责任归咎给章惇，却未免有所不公。客观而言，章惇在哲宗时独相七年，无论是为政还是为人都颇有建树，是难得的宰辅之才。哲宗驾崩后，章惇执意反对赵佶为帝被向太后与赵佶深恨，再一次被罢黜，而苏轼却被赦令回京。

面对命运的一再作弄，两人在生命的最后关头都表现出了超人的豁达。抛开政治上的固执与偏见后，两人又回想起曾经的相交。章惇授意其子章援表达了对于老友的怀念，苏轼也抱病回信给章惇的儿子章援，不仅表示两人的友谊从未改变，还将强身健体的《白术方》寄予了章惇，甚至还有将往之见面的想法。但终究因为苏轼离世而未能完成。

数年后章惇再次被贬，回到了两人相约共同隐居的湖州，并最后终老于此。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失去了毕生奋斗理想的章惇，或许最难忘的还是那个与自己相知相识又相爱相杀的苏子瞻。回望两人的相交，很难说孰是孰非，人生在世多有无奈，兄弟陌路，至交割席也只是寻常，各有立场自然也就无关对错，但千年之后重读两人的交际，却依旧令人不胜唏嘘。

参考文献：《宋史-章惇传》《高斋漫录》《庚溪诗话》《石林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