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列女传》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为妇女立传的传记作品，开杂传体的先河。文章以编纂学为研究视角，通过对其立传标准、材料来源、编纂方式等问题进行细致而深入地探讨与研究，寻求其编纂体式、规律，以及对后世杂传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刘向；列女传；编纂体式

西汉时期著名经学家、文献学家刘向，以皇族后裔为己任，中正不阿，针对元、成之际，后妃逾礼、外戚擅权的社会现实，编纂《列女传》，标举《诗》、《书》之义，汇集上古三代秦汉间品行节操高尚之妇女的事迹为《母仪传》《贤明传》《仁智传》《贞顺传》《节义传》《辩通传》，认为其可“兴国显家可法则”［1］，是后世妇女之楷模；又将祸国乱家的女性败类编成《孽嬖传》，告诫统治者，当心女祸；并“画之于屏风四堵。”［2］以期警戒天子，使其能以古为训，不贪女色，永保刘汉政权。《列女传》的编纂不仅开启了杂传体的先河，而且影响后世2000 多年，尽管学人多有关注，但大都集中于内容和思想的研究，其对编纂体式的探讨仍显薄弱，本文试图从编纂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与研究，以期寻求其编纂范式和规律。

一、《列女传》的立传标准

刘向《列女传》共分7卷( 或为7篇)：即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辨通、嬖孽。每卷为一个类型，各传15人( 第一卷佚1人，存14人) ，载录了从传说到西汉中期各阶层具有通才卓识、奇节异行的知名女性共计104人。编者采用为人物立传的形式来褒贬人物，以此为世人立法，将女子的德行逐类条列，以供时人效法或贬抑。刘向《列女传》的立传标准可谓独特而多元，它不以节烈贞节为标准，仅以可为鉴戒为准则，“刘向传列女，取行事可为鉴戒，不存一操”［3］。综览全书，前6卷编选的女性，旨在肯定古代妇女的盛德懿行和规范妇女的言行举止，强调广大妇女在日常生活中所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其妇德可以归结为两大类: 一是贞顺节义；二是胆智才华。前一类约占全书30%，后一类约占全书70%。刘向将母仪、贤明、仁智排列在前面，而将贞顺、节义放在其后，说明他首先看重的并不是节烈贞顺。后一卷编选的女性，是以淫、妒、荧惑、背节和弃义作为妇女之鉴戒，教导广大妇女要辨通事理，以应对临时祸福。刘向认为，只要传主有一善可录，便为其立传，或对其赞颂，或对其贬斥，并不希望也不要求妇女众长具备。如《邹孟轲母》载：“孟子之母，教化列分”［4］，记录了孟母三迁、断机教子的事迹；《齐相御妻》载：“齐相御妻，匡夫以道”［5］，记录了齐相御妻责夫学道、为人谦逊的事迹；《鲁臧孙母》载：“母说其书，子遂得归”［6］，记录了臧孙母破读隐语，智救儿子的事迹；《陈寡孝妇》载：“专心养姑，一醮不改”［7］，记录了陈县孝妇终不二嫁，奉养婆母的事迹；《齐管妾婧》载：“为说其诗，……齐得以治”［8］，记录了管仲妾婧解读白水诗，安定齐国的事迹；《殷纣妲己》载:“指笑炮炙，谏士刳囚，遂败牧野，反商为周”［9］，记录了殷纣王妃妲己炮烙、剖比干、剔孕妇、杀谏者等淫毒不端，乃至亡国乱家的行迹。因而，他从不同的标准出发，分为7篇，每篇都有其立传标准，分别记录在小序之中。

现存《列女传》每卷小序均为十句，前八句为立传标准，后两句写明其教化意义，表述规范，格式统一。如卷一《母仪传》的立传标准: “惟若母仪，贤圣有智，行为仪表，言则中义。胎养子孙，以渐教化，既成以德，致其力业。”要求女性行为、仪表、语言规范，胎养子孙、教化后代立德成业，强调姑母“不可不法”；卷二《贤明传》的立传标准“惟若贤明，廉正以方，动作有节，言成文章。成晓事理，知世纪纲，循法兴居，终身无殃。”强调女性贤明廉正、遵纪守法，贤德具备，“名号必扬”；卷七《孽嬖传》的立传标准是“惟若孽嬖，亦甚嫚易，淫妒荧惑，背节弃义。指是为非，终被祸败”。［10］编纂者在发掘这些“贤妃贞妇”可“兴国显家”的盛德懿行和规范妇女言行举止的同时，强调了这些标准对姑母、妃后、夫人、诸姬和妻妾等女性的借鉴作用，同时又以“淫妒荧惑，背节弃义，指是为非”为标准罗列了反面人物，增强教化效果。无疑，从《列女传》的立传标准看，其立传的主要目的在于劝戒教化。

更值得称道的是，刘向取材广泛，不拘一格。立传的人，既有严守贞节的节妇贞女，如《贤明传》之“宋鲍女宗”，《贞顺传》之“蔡人之妻”、“楚白贞姬”，也有祸国败家的淫妇妖女，如《孽嬖传》之“末喜”、“妲己”、“褒姒”、“骊姬”、“夏姬”；既有教导有方的仪母范女，如《母仪传》之“邹孟轲母”、“齐田稷母”，《贤明传》之“齐相御妻”，又有仗义行侠的奇妇侠女，如《贤明传》之“楚老菜妻”，《节义传》之“鲁义姑姊”；还有忧国忧民的哲妇义女，如《仁智传》之“许穆夫人”、“鲁漆室女”，《辨通传》之“楚江乙母”、“齐钟离春”、“齐宿瘤女”等等。刘向《列女传》网罗了从传说时代到西汉中期社会各阶层的女性事迹或劣迹，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列女传记。后世史家争相仿著《列女传》，但立传标准只拘泥于节烈。清人章学诚比较“列女”、“烈女”二者之后，指出“后世史家所谓列女，则节烈之谓，而刘向所叙，乃罗列之谓也”［11］。刘向《列女传》之本义，明人谢肇淛言之甚切：“夫列女者，亦犹士之列传云尔。士有百行，史兼收之，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至于方技缁流，一事足取，悉附记载，未闻必德行纯全而后传也。……故吾以为传列女者，节烈之外，或以才智，或以文章，稍足脍炙人口者，咸著于编，即鱼玄机、薛涛之徒亦可传也，而况文姬乎?”［12］

二、《列女传》的材料来源

后世学人论及刘向的编纂，往往是《说苑》、《新序》、《列女传》三书并举，因为在材料来源、编撰方式及目的上，三书确有很多一致之处，只是在内容和思想上各有侧重而已。尽管如此说，但仔细考察刘向继《新序》《说苑》之后，精心编纂的《列女传》，就会发现其材料来源要比班固所言“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要宽泛得多，正如日本学者冈村繁所阐释的那样：“刘向在编撰《列女传》时，其传记资料中采入了《诗》《书》经文中的相关记载，但是这里所讲的《诗》《书》无疑并非指《诗经》《书经》。因为在《诗经》《书经》中全然未见《列女传》中那样详细的传记叙述，并且《列女传》所载传记包括大量《诗经》《书经》出现以后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故事，甚至可以并不过分地说，这类内容占全书的大部分。……很可能刘向所依据的《诗经》是从其父祖辈作为家学承传下来的鲁诗学派的传统解说书(诸如韩诗学派的《韩诗外传》之类的典籍)。另外，《列女传》中基本上未见采自《书经》的传记，如果说亦有一二的话，那么他们的所本当也属于欧阳学或大小夏侯学。总之，可以认为是当时已立于学宫、得到宫廷认可的今文学派所尊奉的《书经》之古典解说书。”［13］《列女传》的材料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来源于前人的经传和诸子文献

《列女传》中的很多材料来自于儒家的经传，主要是《诗经》和《尚书》。如《母仪传·弃母姜嫄》篇：“弃母姜嫄者，邰侯之女也。当尧之时，行见巨人迹，好而履之，归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恶之，卜筮禋祀，以求无子，终生子。以为不祥而弃之隘巷，……”［14］其材料即来源于《诗经·大雅》“生民”篇：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 克禋克祀，以弗无子。……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15］再如“契母简狄”篇，其材料来源于《诗经·商颂》“玄鸟”篇；“周室三母”篇，其材料来源于《诗经·大雅》“思齐”篇等。经考释，在《母仪传》的14篇中，有8篇来自于经传。另外，按通常之例，在每传之后，直接引《诗》《书》加以评论，表达惩恶扬善之意。如《母仪传》“邹孟轲母”篇，在记录“孟母三迁”事迹后用“君子谓”赞扬“孟母善以渐化”，又引《诗》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表明作者的态度。在记录了“断机教子”、“劝止出妻”和“支持孟轲去齐”等故事后，也用类似的方式引《诗》“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载色载笑，匪怒匪教”，赞美孟母“知为人母之道”、“明于姑母之道”、“知妇道”［16］既明于礼仪，又通情达理的母仪美德。又如卷七《孽嬖传》“殷纣妲己”篇，刘向叙述完妲己的劣迹之后，用引“《书》曰”和引“《诗》云”的方式对妲己的行径进行贬斥，这些评论都是从材料出发引出的针对时世的诤语。《列女传》中还有一些材料来自于《管子》《吕氏春秋》《荀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还有一部分取自汉朝《新书》《韩诗外传》《淮南子》等作品。如《母仪传》之“齐田稷母”篇：齐田稷子之母也。田稷子相齐，受下吏之货金百镒，以遗其母。……宣王闻之，大赏其母之义，遂舍稷子之罪，复其相位，而以公金赐母。君子谓，稷母廉而有化。诗曰：“彼君子兮，不素飧兮。”无功而食禄，不为也，况于受金乎！”［17］其材料就来源于《韩诗外传》卷九“田子为相”章： “田子为相，三年归休，得金百镒奉其母，母曰： “子安得此金?”……王贤其母，说其义，即舍田子罪，令复为相，以金赐其母。《诗》曰：“宜尔子孙承承兮。言贤母使子贤也。”［18］通过比较两则材料，可以发现《列女传》除把“田子”改为“田稷子”外，增加了田稷母语言的内容，使所记述的对话更加精细，说理也更为充实。再如《辩通传》之“齐管妾婧”篇就取材于《管子·小问》“桓公使管仲求宁戚”章、《吕氏春秋·举难》“宁戚欲干齐桓公”章、《淮南子·道应训》“宁越欲干齐桓公”章中的零星材料；《阿谷处女》就取自《韩诗外传》之“孔子南游适楚”章。特别是《韩诗外传》，刘向几乎把其中的所有材料都征集到自己的三部书中去了。当然，刘向在吸收这些材料的时候，都不是原文照搬，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作了选择，并进行了加工处理。

2.2来源于史传中的史料文献

《列女传》中有很多篇章是直接择取典籍中的史料加工而成的，如《贤明传》之“晋文齐姜”篇，其材料来源于《左传》之“僖公四年”、“僖公二十三年”与“僖公二十四年”传文：“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重耳奔蒲，夷吾奔屈。”［19］“及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从者以为不可。将行，谋于桑下。蚕妾在其上，以告姜氏。……”［20］“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纳之，不书，不告入也，……秦伯使公子絷如晋师，师退，军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晋师。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宫。戊申，使杀怀公于高梁。”［21］《仁智传》之“楚武邓曼”篇，其材料即来源于《左传》“桓公十三年”与“庄公四年”传文；《仁智传》之“密康公母”篇，其材料即来源于《国语》卷一《周语上》“恭王游于泾上”，“晋羊叔姬”篇的材料即来源于《国语》卷十四《晋语八》；《母仪传》“鲁季敬姜”篇，其材料即来源于《国语》卷五《鲁语下》，等等，这些材料虽经过刘向的加工，但仍可当作信史来看。还有一些篇章取自汉代的一些典籍，如《辩通传》“齐太仓女”就取材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的“缇萦救父”的故事，既赞扬了缇萦以自己的孝行感动了文帝，启发圣帝，废除肉刑，为人民作了一件好事，也赞扬了文帝体民之意，怜民之情，慕有虞之徳教，许民人以自新，为百姓之父母。

2.3来源于大量的民间传说文献

《列女传》中也有一些故事不见于典籍，可能是来自于一些民间的传闻。如卷五《节义传》之“京师节女”篇、“鲁义姑姊”篇、“梁节姑姊”篇，卷六《辩通传》之“齐女徐吾”篇等故事都记叙的是民间普通女子的事迹，也许刘向编纂这些故事，所依据的材料是流传于民间的异闻传说和街谈巷议。不可忽视，其中有些篇章非常具有典型性，如《辩通传》之“齐钟离春”篇，是刘向作品中记载最著名的传说故事，这则故事颇具喜剧、传奇色彩且，主题严肃。主人公无盐女钟离春奇丑无比的外貌，令人钦佩的勇气，出众的智慧和见识，以及喜剧性的结局，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列女传》中同一类型的奇女还有“齐宿瘤女”、“齐孤逐女”、“楚处庄侄”等，这些人物传记皆主题严肃，情节曲折，饶有风趣，喜剧色彩浓厚，让人一见难忘。当然，刘向在汲取这些材料时，是根据自己思想表达的需要作了精心的选择，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加工润色。后世目录学家把《列女传》归入史部杂传类，强调它是一部史学著作，显然有偏颇之处，刘向将这些民间传说记录下来，是看重这些故事本身所蕴含的思想，真实与否倒在其次，这也是《列女传》小说意味的由来。

三、《列女传》的编纂方式

和《新序》《说苑》相比较，刘向对《列女传》来源材料的加工幅度最大，花费的心思也最多，它已不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及段落的加工，可以说是一种文体上的改造，而这种改造在整个《列女传》的编纂过程中，都表现的格外突出，无论是经传诸子史料，还是异文传说，都深深打上了这种烙印。刘向对原材料的处理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3.1增加新的内容

增加新的内容，对历史进行合理地想象和加工，使原材料更富于表现力。如《节义传》“魏节乳母”篇，基本内容源于《韩诗外传》卷九“秦攻魏破之”章，刘向在原文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魏故臣与乳母对话的内容:“魏之故臣见乳母而识之曰：”乳母无恙乎?”乳母曰:”嗟乎! 吾柰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22］而且还加入了魏故臣向秦军告密的情节：“故臣以告秦军，秦军追，见争射之，乳母以身为公子蔽，矢着身者数十，与公子俱死。”这样，就使魏故臣的卑微和乳母的高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突出了魏节乳母慈惠敦厚、忠义不苟、不因利害而改志的高贵品质。《贤明传》“齐相御妻”篇，材料源于《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晏子之御感妻言而自抑损晏子荐以为大夫第二十五”章，刘向增加了仆御之妻鼓励丈夫修德学道的语言，详细叙述了仆御改过自谦、晏子荐贤的过程，最后评论说:“君子谓命妇知善。故贤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师傅朋友相与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当常向为其善也。”［23］再如《仁智传》“曹僖氏妻”篇，材料源于《国语·晋语四》“曹共公不礼重耳而观其骿胁”章，刘向不仅丰富了僖负羁之妻的语言，而且根据别处的材料补充了重耳返国伐曹，僖负羁得以免难的情节，表现了僖负羁妻的聪明才智。

3.2增加新的情节

增加新的情节，对现实进行无情的批判和诉求，不惜改变原材料的主题。如《节义传》“周主忠妾”篇，本源于《战国策·燕策一》“人有恶苏秦与燕王者”章:“臣邻家有远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归，其私之者忧之。其妻曰:“公勿忧也，吾已为药酒以待之矣。后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巵酒进之。妾知其药酒也，进之则杀主父，言之则逐主母，乃阳僵弃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僵而弃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于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24］通过苏秦讲的这则寓言故事表达了忠信获罪的主题。刘向则在此基础上增添了主父获知真情后，笞杀其妻，而欲取忠妾为妻，忠妾守义不肯，四邻争娶等内容，使原来“忠信获罪”的主题已变为如何表现周主忠妾的节义品质，“忠全其主，终蒙其福”［25］，赞扬了滕妾忠义贞节的传统美德。再如《孽嬖传》“晋献骊姬”篇，材料源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僖公四年”，以及《国语·晋语一》“优施教骊姬谮申生”与《晋语二》“骊姬谮杀太子申生”等，刘向不仅整合了《左传》《国语》的四章材料，而且删去了与主题无关的内容。原材料记载，太子申生和秦穆夫人是献公与其庶母的私生子。因申生与秦穆夫人有贤德，故刘向在“晋献骊姬传”中称“初，献公娶于齐，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26］，这就改变了材料的本来面目。《贞顺传》“齐杞粱妻”篇，源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传文，简单地记述了杞殖、华二人为齐侯伐莒战死沙场的英雄事迹: “杞殖、华还载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赂之，使无死。”二人不听，终战死。“齐候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27］。但刘向在此条材料的基础上，则将主题转变为征人妻失夫的悲伤及“贞而知礼”与对战争的控诉。杞梁死，其妻不接受庄公道吊，“乃枕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内諴动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而城为之崩。”自以无亲，“内无所依，以见吾诚。外无所倚，以立吾节”、“遂赴淄水而死”。［28］既赞扬了杞梁妻的贞顺，又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后世《盂姜女》的传说就从此而来。

3.3组织典籍中的零散材料

组织典籍中的零散材料，构成较为完整的故事，统领于同一个主题。如《母仪传》“鲁季敬姜”篇，是将《国语·鲁语下》六个章节的材料按情节的需要进行重新组织，又添加了“敬姜教子”一节，使其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从而树立了一个贤明通达、深明礼仪的女性典范；卷六《辩通传》“齐管妾婧”篇，是把分散于《管子·小问》《吕氏春秋·举难》《淮南子·道应训》中的或只言片断、或隐晦艰涩的零星材料，不拘泥于史，杂取种种，分离、合并、剪裁后重新编纂而成，情节生动，形象鲜明，有力表达了主题；《孽嬖传》“晋献骊姬”篇，是依据《左传》“庄公二十七年”、“僖公四年”及《国语·晋语一》“优施教骊姬谮申生”章、《晋语二》“骊姬谮杀太子申生”章的材料删减、缀补而成的，成为一篇内容紧凑、条理清晰的文章；卷三《仁智传》“楚武邓嫚”篇，是集合《左传》“桓公十三年”、“庄公四年”的相关材料写成，主体部分除个别字句外，都相同，中间和末尾加上了刘向自己的评论，末尾曰:“君子谓邓嫚为知天道。《易》曰:‘日中则昊，月盈则亏，天地盈亏，与时消息。’此之谓也。”［29］《孽嬖传》“齐东郭姜”篇，是采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襄公二十七年”的相关材料写成，文末刘向评论说:“君子曰:‘东郭姜杀一国君而灭三室，又残其身，可谓不祥矣。《诗》曰:‘枝叶未有害，本实先败。’此之谓也。”［30］这些经刘向重新编纂而成的故事，无论是句读章节、语言色彩，还是内涵寓意，其精彩程度已远胜于原文献，但材料仍没偏离史实。

3.4依照《诗经》体例，评论传主

于每篇终结处，依照《诗经》的体例，制四言八句“颂”，以评论传主。如《母仪传》“有虞二妃”篇:“颂曰: 元始二妃，帝尧之女。嫔列有虞，承舜于下。以尊事卑，终能劳苦。瞽叟和宁，卒享福祜。”［31］《仁智传》“孙叔敖母”篇:“颂曰: 叔敖之母，深知天道。叔敖见蛇，两头岐首。杀而埋之，泣恐不及。母曰阴德，不死必寿。”［32］《孽嬖传》“殷纣妲己”篇: 颂曰:妲己配纣，惑乱是修。纣既无道，又重相谬。指笑炮炙，谏士刳囚。遂败牧野，反商为周。［33］《列女传》104位传主后，都有一篇“颂”，它通过四言八句诗的形式，对每位传主的事迹与品质作了画龙点睛式的概括和总结，同时在“颂”中又加进了编撰者的评论，或褒扬、或针砭，以类相从，爱憎分明，充分表达了作者鉴戒帝王的拳拳之心。采用这种编纂方式，不仅能简洁明快地反映编纂者之思想，而且使文本格式趋同，语言整齐划一，编纂体例一以贯之，在充满书卷气的同时，给人以浑然天成之感。刘向《列女传》自西汉编纂以来，传世悠久，影响深远，虽然其名称、卷次等在传播过程中也都发生了某些变化，如世传刘向《列女传》，尚有《古列女传》《续列女传》之称谓；有七卷本、八卷本、九卷本、十五卷本等记载，但它仅局限于外在表现形式的分合、增减，其内容与编纂体式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就使得后世照此体例、名称编纂的《列女传》有数十种之多，而且《列女传》之题也成为历代史志、方志编纂的一个固定栏目，正如宋人王回所言: “凡以‘列女’名书者，皆祖之刘氏”。由此可见，刘向《列女传》价值之大，影响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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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景文，男，研究馆员，硕士生导师，发表论文4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