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齐国故城临淄排水渠遗址

文：新原创-倪方六（读史特约作家）

在中国古代，各朝对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和管理都很重视，特别是京城对下水道的管理做法尤值今人借鉴。

古人认为水患为“五害”之首——周代设司空，“掌水之事”

古代中国人很早就有“城市下水道”的设计理念。中国迄今发现最古的下水道，是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址上的下水道，至今约4300年。而最出名的，要数1983年发现的河南偃师尸乡沟商代早期都城城址，其上发掘出了在今天看来也不落后的城市排水系统。

在东二城门的路土之下，有一处构思巧妙的石木结构排水沟，沟宽2米，底部用石板铺砌，自西向东呈鱼鳞状，与水流方向一致。两壁用石块砌成柱状，每石柱之间夹砌木柱一根，木柱与石柱共同承托上面的木盖板（见图1）。宫城内每座宫殿，也都有自成系统的排水网，用暗沟通到外面。近3000年后的明清皇家紫禁城，其下水道系统设计，也不过如此。

中国古人精于下水道设计，还有一套成熟的管理体系。如在周代，即便各个诸侯国，也都成了一套完整的城市给排水设施和相应“公务员”编制，以保证城市在多雨季节的秩序，不致成灾。如在齐国故城临淄遗址上，便考古发现了令人惊叹的排水渠。

图：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东二城门路土下的排水沟

从《周礼·地官》所记来看，当时负责防洪的最大官职是“司空”，“掌水之事”。其行政级别很高，仅次三公，与六卿相当，放在今天应该是城乡建设部部长了。这一制度为秦汉继承，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汉代也设有司空一职，汉代的“城建部部长”同样要负责城市的下水道，城市规划、开浚沟渠、修筑堤坝等都在其职权管理范围内。

战国时期重要的思想著作《管子·度地》中提出，水患为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的“五害”之首，建议设置水官，并安排责任人，加强对包括沟渠在内重要设施的巡视，所有应当整修的地方都应该安排人员修缮。

在隋唐以后，城市排系排水系统一般由“工部”负责设计，日常管理这类具体事务均责任到人。

商代严禁在街道上乱倒垃圾——“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

与今人相比，古人在下水道的管理上，似乎更为较真，这从历代有关下水道的管理制度上，便可以看出。

早期对城市管理最为严格的，大概算是商代。虽然目前没有发现商人关于京城下水道管理方面的具体文字，但可以从商人对城市环境的管理上，看出一二。据《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商代有这么一条规定：“刑弃灰于道者”。意思是，把灰倒在街道上要负刑事责任。

灰是柴草燃烧后的生活垃圾，倒在路上，表面上是影响环境卫生，实际危害很多，如被雨水冲刷到下水道后，极容易堵塞下水道，所以商人对这种行为处罚很重。具体重到什么程度？“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即如果把灰倒在街道上，要将其手剁掉。

此刑古代常用于偷盗行为，乱倒垃圾与之同罪，在今人看来太恐怖。其实古人也觉得过了，孔子的弟子子贡便曾就此问老师，孔子的回答传有两个版本，其中之一是：“知治之道也，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孔子所言大概意思是，这说明商人懂得城市治理的道理，将垃圾倒在街上会引起行人不满，引发群体事件，影响社会稳定，所以对之予以严惩是可以的。

乱倒垃圾都如此，如果破坏下水道大概更麻烦了。这种严惩手段，体现了古人“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的思想，为后来的秦国效仿。公元前359 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时，所制定的《秦律》中有这样的规定：“弃灰于道者被刑。”禁止扔垃圾直接减少了排水沟被淤塞的可能，间接保护了城市下水道的畅通。

图：江西赣州古城地下主排水道福寿沟

唐代皇帝亲自过问都城下水道——不修或失时修，“主司杖七十”

长安城是古代中国都城中最大最辉煌的一个，汉唐两朝均建都于此。汉长安城有12座城门，城内有8条大街。每一大街中间有两条宽约90公分的排水沟。考古发现，汉长安城的下水管道多陶质管道，或五角形，或圆形；在直城门北门南门道外均发现完整的砖券地下排水涵洞（见图3）。城内路边多有渗水井，可迅速排掉城内雨水。

唐长安城是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建起来的，起初隋以汉长安城为都城，因为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的一个恶梦才了大兴城。据《隋唐嘉话》记载，杨坚梦见洪水把都城淹没了，醒来后便决定都城移址，派高颎、宇文恺等大臣规划、设计，另造新城。因有杨坚“恶梦”在先，所以建成时特别注意城市防洪和排水。

唐长安城豪华，其排水系统也上档次。现代考古曾在唐西内苑故址上发掘到一段暗渠式下水道，渠底和渠口铺砖或石，渠壁砌砖。为防止渠道淤塞, 每隔一段安装一组闸门。第一道闸门由铁条构成直棂窗形，可拦阻较大污物；第二道闸门是布满菱形镂孔的铁板（见图4），可滤出较小的污物。而市内小巷，一般都有砖砌的地下水道。

长安城本有京兆尹这“市长”管着，但唐朝皇帝仍不时亲自过问下水道。清顾炎武《历代宅京记》（卷六）中，便记录了这么一件事情：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六月，唐玄宗李隆基作出“最高指示”，要求“修理两都街市、沟渠、道桥”。两都，即指西京长安、东都洛阳。

如果不修堤防或修而失时，在唐代问题可大了。据《唐律疏议·杂律》（卷二十七），“主司杖七十”；如果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则以“杀伤罪”、“坐赃”论处。所谓“杀伤罪”，即今伤害罪；所谓“坐赃”，即盗窃罪。领导人都被如此办罪，具体办事的应该更倒霉了。

图：清明上河图中东京街头水井

北宋东京街头水井要置围栏——街上随意挖坑井“杖一百”

到了北宋，对城市下水道的建设和管理，更显重要和严肃。

北宋都城东京（今开封），因有汴河穿城而过又名“汴京”，有“北方水城”之美誉。美誉之下其实是常被水淹的尴尬，由于靠近黄河，水源丰富，加上地势平坦，极易引发城市水患。

为了保证京城防洪无忧，除修整几条主要河道外，朝廷又在新旧城内开挖了大小排水沟253条；每年二月，都要对京城的排水沟河进行一番清理。据《宋史·河渠志三》记载，在雨季，朝廷甚至派驻军队，看护河堤。赵恒（宋真宗）当皇帝时，便曾于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六月下诏：“自今后汴水添涨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护。”

当时，汴河两边是禁止动土的，更别说房产开发了，有一丈五尺的“红线”，禁止公私侵占。连在旧河道内设障捕鱼，都是不允许的。因为皇帝重视，排水管理制度又能被认真执行，所以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称，“故京师虽大雨无复水害。”

当然，水道、水源多了，又给城市管理带来了另外的麻烦，加上开封地下水位高，凿井方便，东京街头水井特多，行人稍不小心就可能掉到沟、井里去，时有发生。

对此，宋代也有规定，宋仁宗赵祯在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下了一道“红头文件”，要求全国街道、旅店中的水井，一律设置栏杆封护，防止盲人或夜间醉酒者误落井中。对京城的要求则更多：每逢开挖路沟时，官府都要派人检查覆盖情况，避免行人跌落下去。

如果随意挖坑井，《宋开统·杂律》（卷二十六）规定，“杖一百”。如果有人掉下去了，并因此伤亡，责任人要负刑事责任，以“杀伤罪”论处。即便在坑井边竖立了提醒标帜，也不能免责，仅“罪减一等”。

图：汉长安城直城门南门道地下3米处发现的巨型排水涵洞

元明清北京排水系统设计先进——淤塞沟渠者“枷号一个月发落”

通观整个宋代，其城市下水道的管与建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北宋熙宁年间规划设计的江西赣州城排水系统，其排水干道福沟和寿沟（见图5）设计极为科学、实用，虽然赣州城两面临江，江水易倒灌，但水患却十分少见。

宋代城市排水工程中设计中的先进理念，为后来朝代借鉴。如宋人李诫编撰的《营造法式》中提到的“卷輂水窗”方式，便被运用到了元大都（今北京）下水道设计中。元大都利用自然河流开渠引水，有明渠与暗沟相配套的排水体系。在南北主干道两侧均开有排水干渠，沟渠两旁又设东西暗沟，方便街道胡同内的急水及时排出。

在之后的明清两朝，北京城市排水更为讲究，设计也更为先进，这是读者都知道的。历600年的明代下水道有些至今还在承担排水任务，特别是以紫禁城为中心的内城，其排水系统相当出色，在7月份的暴水，它处成灾，而故宫一带却无积水。

自然，明清两代对城市排水系统的管理也是十分重视的。据史料，京城内外排水沟渠都有专人负责，分工到人，分段管理。据《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记载，在福临（清世祖）当皇帝的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定令街道厅管理京城内外沟渠，以时疏浚。”即便旗人淤塞沟道，都要送刑部治罪。

玄烨（清圣祖）当皇帝时，又于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分工，内城由工部委官修筑，外城由顺天府及五城官修筑，城上挂漏处由步军统领衙门会同工部委官修补。工部设有两名员外员，其中一员专管京城的下水道。

对失时不修、侵占街道行为，亦均有严惩条例。据《大清律例·工律》（卷三十九），如失时不修或修而失时，相关负责要“各笞五十”，造成严重后果的则加大惩处。在京城内外街道上，“若有作践、掘成坑坎或淤塞沟渠……俱问罪，枷号一个月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