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来到御史房。东汉统一战争后，王朝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恢复和中兴。因这段时期的君主先后是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章帝刘炟，故后世称其为“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至公元88年章帝驾崩，国民经济和对外活动逐渐恢复到鼎盛时期。但短暂的辉煌没能延续，从汉和帝刘肇在位期间开始，帝国持续动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

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章帝刘炟

刘肇继位时，年仅九岁。其生母梁氏已遭皇后窦氏诬陷而死，后者摇身一变成为皇太后，临朝称制。其兄窦宪任侍中，窦笃任中郎将，窦景、窦瑰为中常侍，可谓权倾朝堂。永远三年（91年），窦宪因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破北匈奴有功，威名大盛，他的弟弟们又纷纷加官进爵，把持朝政。其中窦景尤为骄纵，纵容手下人强夺财货，抢掠妇女。导致京城商贾，百姓瑟瑟发抖，唯恐避之不及。

窦宪

各级官吏又惮于窦家权势不敢上报。和帝刘肇一直隐忍不发，直到窦宪班师回朝时，才开始行动。他先是下诏赏赐，安抚士兵。待窦宪和将领入城后，和帝命令戍卫关城门，隔绝他们和士兵的联系，趁势一举逮捕窦宪手下的诸多将领，下狱处死。然后免去窦氏兄弟的官职，改封无实权的侯爵，命其回到封国。至永元十年（98年），窦氏一门先后被逼自杀。

安抚士兵

这一系列操作，我们称之为“翦除叛逆”也好，“卸磨杀驴”也罢，都无碍于原本深居宫闱的年轻皇帝，一朝重新掌权的事实。而他翻身把歌唱以后，因对外廷缺乏了解和信任，所以用身边靠得住的宦官来填补权力真空。比如在“祛窦”事件中立有殊勋的宦官郑众，就被封大长秋，参与高层决策。据《后汉书》记载，郑众“一心王室，不事豪党”，“每有封赏，辞多受少”，是个比较可靠、正直的宦官。但宦官影响朝堂，乃至于代表皇帝与外戚争夺权力的模式，由此开启。而这种模式几乎贯穿了此后的东汉政局——

“祛窦”

公元107年，安帝刘祜即位。因邓太后主政，其兄邓骘任大将军，邓悝、邓弘、邓阊封列侯。与那些得势后嚣张奢侈的外戚不同，当时饥荒频发，邓氏兄弟崇尚节俭，罢除劳役，又招募闻名朝野的贤士，为治理国家做贡献。但他们做得越多，做得越好，就是把皇帝架空得越严重。所以建光元年（公元121年），邓太后辞世，安帝就和乳母王圣，宦官李闰、江京谋划夺权。他们以邓氏兄弟谋反为由，将之贬为庶人，没收资产，遣返原籍。

饥荒频发

五月，邓骘绝食而死。如果说窦家人被杀是自身跋扈所致，那么邓氏兄弟“忠劳王室，而终莫之免”，只能归因为权力争夺了。范晔在《后汉书·邓寇列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外戚难得善终，说到底，是当他们秉政时，“恩非己结，而权已先之”——这恰恰是皇帝所忌讳的。

《后汉书·邓寇列传》

历代外戚并非蠢材，大都知道这种原罪。但当我们看到此后历代皇帝继位时的岁数，会发现“原罪”避无可避：顺帝刘保十一岁，冲帝刘炳两岁，质帝刘缵八岁，桓帝刘志十五岁，灵帝刘宏十二岁，少帝刘辩十四岁，献帝刘协九岁。天子即位时多未束发，甚至冲龄践祚，自然由太后垂帘。可太后靠自己主政谈何容易，为求实权，往往信用外戚。皇帝逐渐长大，会慢慢意识到自己才是权力核心，哪会容忍自身被架空？但他们与外廷大臣几无瓜葛，当然只能靠从小朝夕相处的宦官来行动。一场场“保姆”和“娘舅”之间的撕逼大战就此展开，两边你方唱罢我登场，且手段越来越残忍。

各位短命的小皇帝

东汉永嘉元年（145年），质帝刘缵继位。当时梁太后和哥哥大将军梁冀掌权。后者在朝会上颐指气使，年幼的刘缵都看不下去，说了句“此跋扈将军也”。梁冀大怒，担心皇帝长大后，自己难得善终，遂派人在给刘缵吃的饼里下毒。可怜质帝吃完后，气闷肚痛，死于宫中。后来桓帝继位，表面上听之任之，私下里和单超、徐璜等宦官合谋，誓灭梁氏。延熹二年（159年），桓帝突然召见朝臣，公布梁冀罪行，并派亲信宦官手持符节，率领亲卫军千余人包围梁冀住宅，迫其自杀。再到东汉末年，读过《三国志》的朋友都知道，“十常侍”与外戚何进更是杀得你死我活。

药死刘缵

回顾这段争斗史，可以发现外戚依托皇帝的名义生存，当它逐渐坐大，就会压缩皇权，不为之所容。皇帝借宦官之手，来夺回权力。外戚也好，宦官也罢，都是皇权的外延，双方互掐的本质，是皇权之争。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传统王朝结构中，皇权之争会辐射各级官场，乃至全国。在政潮中，只要不站错队，那么哪怕揽权、渎职、贪腐都不会被严惩。如此循环往复，宦官和外戚都不是赢家，只有东汉王朝的黎民百姓，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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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十六《邓寇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钱穆：《国史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