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对大清王朝产生的威胁，令西方世界和清廷都是极为震惊的。当时又赶上清廷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将要到期。本来，美英法等国对条约获取的特权就不满意，认为还可以获得更多的特权。现在，太平天国占据大清王朝的半壁江山。美英法等国担心，太平天国不承认列强与清廷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曾在1853年1854年两次前往太平天国所控制的南京访问，试探太平天国的态度，结果令列强大跌眼镜，在太平天国列强遭到冷落，列强本有心偏向清廷，但又感到帮助清廷镇压太平天国时机还不成熟，便趁此之际，开始要挟清廷。

1854年10 月间，英、美两国公使各自乘坐自己国家的军舰北上，说是要与清廷商量修约的事，目的就是迫使清廷就范，希望清廷接受美英法等国的修约要求。

本文根据《晚清外交七十年》改写

10月15日，英、美公使所乘的军舰先后抵达大沽口。既然敌人来了，咸丰帝不可能没有态度。他得到奏报后，就谕令直隶总督桂良赴津主持交涉，并告诫他不要轻易地就答应外夷的要求。双方进行了几次非正式的见面，然后才开始了正式的交涉。

在非正式的接触中，英美两国公使故伎重演，又打出太平天国的牌子，表示，英国人是可以保持中立的。他还说，修约的问题如果被拒绝，那么他们将被迫与叛军谈判。真是赤裸裸的侵略者，时时刻刻都不忘向大清提出要挟。

外交上的较量就是这样，看谁打得牌响亮，出的牌能够压倒对方。虽然，列强们并没有做好介入中国内战的准备，但是嗓门喊一喊却是无关紧要的，如果碰上个胆子小的，还真能使其就范。在这一点上，美英两国公使都充满信心。

麦莲在给美国国务卿的一份报告中说的很明白：中国南方的地方官希望西方帮助他们镇压太平天国，但是这样做未必能够给美国带来利益。如果答应他们的要求，那必须是“它成为引诱帝国当局达成协议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麦莲对此次北上踌躇满志，以为咸丰帝会就范，会答应美国的要求。作为麦莲翻译官的伯驾更是信心满满，他认为：中国朝廷“遭受的国内压力，一定会促使它对外国采取更加开明的友好的贸易通商政策。这种感觉也被在中国的有智力的外国人所接受。”[1]美英法等国也需要中国在对待西方的问题上采取更“开明”的态度，当然，麦莲所说的“开明”就是按照西方的意志行事，无条件的接受西方的贸易通商条件，这样才不会发生向第一次鸦片战争那样的事件。

1854年在大沽口的英军战船。

这种心态的作祟，使得侵略者对清廷漫天要价。英国与美国公使狮子大开口地开列出二十九条修约要求，在11月3日的会谈中正式向清廷代表抛了出来。这些要求， 英国提出了十八条，美国提出了十一条。主要内容是：英国派出公使准予驻京；英国人在中国内地、沿海口岸可以自由出入；开放中国内地和沿海各处，开天津卫贸易港口，派领事驻扎；鸦片贸易合法化；免征进出口内地税，准许外国人在中国各处购买土地；自由航行长江，每隔十二年为期继续修改现行条约等等。

在当时，英、美、法三国在中国都享有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南京条约》签订时，英国女王就鼓吹，要与各国利益均沾。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只要一国获得特权利益，别的国家很快也可以获得。

列强的非礼要求，咸丰帝感到全然拒绝列强的要求，势必激起列强更大的不满。于是他在给桂良等人的上谕中说，对于列强提出的条约中一些条款需要修改之事，朕认为，对于百姓与夷人发生争执，条约中都有规定的。至于他们说的近来地方官在民夷争执中审案不公，可以让他们调查，促使地方秉公办理；对于“上海匪徒滋事，贸易维艰，如果夷商因此赔累，欲免欠税，朕抚驭中外，柔远为怀，原不准（难）稍从减免，但应如何核减之处，亦须由该督抚查明酌办。至广东茶税，据称滥抽每担二钱，天津也无成案可考，必须由两广总督办理。以上三款，尚可允其查办，此外各款，概行指驳。”[2]

英、美公使提出了二十九条，咸丰帝答应了三条，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作了让步，而对主要条款，严旨一概拒绝。

咸丰帝派钦差大臣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等人来到天津

对于英、美公使来说，天津之行是来要求修约的，不是北上来旅游观赏风景的。在他们看来，修约要求与同意条款有点儿所问非所答。咸丰帝只在枝节上的让步，让他们非常失望。认为大清根本就不想修约，他们只得返回上海。英、美公使离开天津后，咸丰帝还有些得意，认为这是外交上的一次大胜利，丝毫没有想到，战争正在一步步地迫近。

英、美公使于11月16日离开天津后，包令已决定等待时机，发动一场新的战争，来迫使中国答应要求。但是，当时美国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够立即对华使用武力，所以他仍然希望通过讹诈、恫吓的手段，迫使清廷就范。11月26日，麦莲返回香港，也许在中国要求修约进行得很不顺利，他很生气，想不到返回香港后，竟然病了，他不得不返回美国。麦莲离开后，美国政府又任命在中国传教多年，曾经做过眼科医生，被视为“中国通”的伯驾为新任驻华公使。

伯驾对中国非常了解，且又是一个诡计多端的家伙，他上任后即又开始与中国交涉，希望达成修约的诉求。为此，他曾经前往英国、法国活动，希望三国联合起来，共同行动，迫使咸丰帝答应他们的要求。

三国的举动，咸丰帝也不可能毫无动作。他给叶名琛发了一个谕令，要叶名琛等英、美公使南下后，与英、美两国商办他之前答应的修约条件中的三款。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广州城全景

叶名琛接到这个谕令后，也期待两国公使能够来找他协商。可是美英法并没来找他。叶名琛认为列强是妥协了。因而他给道光帝又写了一道奏折，说之前皇上答应英、美的三款也应该收回，不能答应他们。理由很简单：英、美等国在天津废然思返，回粤后又毫无动静，当更应该“坚持定约”，“杜绝奸谋”。[3]这样，咸丰帝答应的三款也不了了之。

1856年2月3日，伯驾通过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向清廷报告：美国公使即赴上海，“将条约重行酌议”。咸丰帝得到这个报告后，又谕令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广州接见伯驾，他要叶名琛恩威并施，设法杜绝伯驾北上的念头。咸丰帝告诫叶名琛不要再用拒不接见的老办法，那样会给夷人借口的。咸丰帝要叶名琛改变策略，不要对外国公使采用拒不接见的老办法，希望他“设法钳制”，但是，叶名琛认为，即便是答应英、美、法各国一些条件，但稍为变通的答应那些无关疼痒的要求，外国公使肯定不会满意，反而，会引起这些“夷人”得寸进尺地掀起更大的波澜。所以，他仍旧坚持自己的立场，不作任何退让。

叶名琛不让步，各国公使的要求就得不到实现。美国公使伯驾于1856年7月1日，率两艘兵舰前往上海，希望通过上海的官员向清廷施压。

伯驾到上海后，他对上海官员分析大清当时的内外形势，他说：“到了今日，只有让叛乱的人们知道，英、法、美联合一致，同情并支持满清政府，这样叛军（指太平军）将会看到，他们是无力抵抗这一巨大力量的。”他又说：“如果大皇帝拒绝西方国家之友谊的表示，则将来的发展，是难于逆料的。而且，如果太平王今后对外国公使建议签订条约，各国公使接受他的建议，大皇帝是不能埋怨我们的了。”[4]

中间为美国公使麦莲

伯驾的威逼利诱，吴健彰、兰蔚雯表示，会在合适的时候向两江总督怡良传达。但是，此时怡良已经得到咸丰帝的谕令：“若该夷酋等竟至上海等口，有妄求代奏之件，总须回粤呈请，两江督抚不能代奏。”[5]

咸丰帝的谕令，奕良怎么敢违背，不用说，伯驾在上海的如意算盘没有得逞。伯驾的行动，英国公使包令知道不会有任何的结果。因而，他要求英国政府向中国派出更多的炮舰。他的理由是，如果要迫使中国答应修约“一支代表缔约国各自国家的威武舰队，应于明年五六月间会同于北直隶湾（指渤海湾）”。[6]

事实正如包令所预言的，伯驾前往上海之时，咸丰帝发下谕旨：一、令怡良等设法开导拒驳；二、令桂良严密防范，如果夷般驶至，不可派大员接见；三、禁止沿海居民及商渔船只与夷船交易货物，“使之无利可图，自必废然而返”[7]。无疑，咸丰帝又一次拒绝了伯驾的修约要求。他寄希望于官商民人不与夷人交往，而达到迫使夷人无功而返的目的。

显然，咸丰皇帝太过幼稚了，还有一个更加十分幼稚的人就是叶名琛。他和咸丰帝一样，都在因为迫使外国公使的无功而返而窃喜，丝毫没有感觉到战争正在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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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上册，第63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茅家琦：《太平天国与列强》，第150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

[3]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第15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4]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1卷，第160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5]王乃庄：《亚罗事件的风波：第二次鸦片战争》，第16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8月版。

[6]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第16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3月版。

[7]徐立亭： 《咸丰、同治帝》，第114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