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印案，是洪武四大案中发生最早的案件，牵连到明朝各个布政司、州府的县吏，诛杀了包括方孝孺父亲方克勤在内的大批官吏，其诛杀规模具《明史》记载，与郭恒案相当。

空印案的前因后果，已经有过许多文章对其进行探讨，此处只简略叙述。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明朝布政司、府州县吏每年都要到户部核对钱粮、军需诸事，因道远，持预先盖过布政司或州府县衙大印的文书，前往进行核准。

如遇到部分被驳回，需要改动的，可以即刻更改，无需再来回奔波着去盖大印，大家对此习以为常。

但是，皇帝朱元璋疑心官吏以此为奸，大怒，将诸长吏论为死罪，副职一应杖刑一百并发配戍边。

于是，宁海人郑士利上书讼其冤，引出了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郑士利，字好义，宁海人。因其上书备言空印案，因此，在《明史》中鲜有记载的空印案，被记载于《郑士利传》中。

郑士利的哥哥郑士元，因考校钱谷册书，空印事觉，亦坐是系狱。丞相、御史虽然知道其中缘故，但是无人敢上书谏言。

于是，郑士利上书千言，分四个方面对空印案进行申辩。

其一：官方文书，必须盖有完整的印章，而钱粮文书盖的是合缝印，是不能被用来为非作歹的。

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较书策，乃合两缝印，非一印一纸比。纵得之，亦不能行，况不可得乎？

其二：钱粮之数，必经县、府、省、户部，一级级往上汇总复合，直到户部方才能确定一个确定的数目，但是，如果按照规定，等待策书成册后再用印，那么就必须返回省府重填，势必要耽误时间，所以“先印而后书”只是权宜之计，不足以怪罪；

省府去部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后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

其三，朝廷此前并没有明文禁止使用空印，在没有明示空印为犯罪的法律的情况下，杀使用空印的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诛之，何以使受诛者无词？

第四，朝廷遍寻贤士，安置为官吏，得之甚难不说，还都是经过数十年培养，才得以使他们成为造福一郡的人才，就这么轻易杀掉，是很让人感到可惜的事情。

通达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复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坏足用之材乎？

据《中外历史年表》记录:“元时，官府于文书有先署印，而后书者，谓之‘空印’，洪武建元以来，相沿未改。

因此，郑士利所奏请的事情，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但是，其结局却是：狱具，与士元皆输作江浦，而空印者竟多不免。

郑士利虽然已经遇料到他的上书会触怒龙颜，但是他一定想不通，自己最终努力的结果，为什么却是依然如故。

当时郑士利对朱元璋还是心怀希望的，他上书谏言，也对自己触犯龙颜有了心理准备，因此，他对他的侄子说：虽然知道会惹怒龙颜，但是如果杀了我一个人，能够救活数百人，能让我无所恨，也是值得的。

士利叹曰：“上不知，以空印为大罪。诚得人言之，上圣明，宁有不悟？

显然，朱元璋辜负了郑士利的期望，没有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贤明，而是拿出了对王朴时的态度。

王朴，同州人。洪武十八年进士。性鲠直，数与帝辨是非，不肯屈。

一日，王朴与朱元璋遇事起了争执，朱元璋盛怒之下，命人押出午门斩首。

行刑前，朱元璋又将他召还，问他道：“你改口不改？”傲娇的王朴回道：“陛下不以臣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愿速死耳。”

朱元璋大怒，命行刑。然后朱元璋在编制《大诰》时，将王朴以诽谤罪列名其中。

是的，发怒的朱元璋那可是不管是非曲直的，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是，他依然使屠刀加诛于王朴，还将此事告诸天下。

王朴事件，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皇帝永远是对的。

因此，郑士利上书千言，劝慰朱元璋这事，无异于，在本就疑心官吏挟空印虐民的朱元璋身上，浇下了一壶猛油。

虽然表面上看，是朱元璋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但更深层次上，朱元璋这是觉得自己的权威被人践踏了。

须知，虽然各行省官吏以用空印罹重罪，但是河南参政安然、山东参政朱芾俱有空印，反升任布政使，没有被问罪。这说明，朱元璋并非要对空印案的人赶尽杀绝。

朝廷上，诸如宋濂、刘伯温等，那都是个顶个的人精，如果他们认定朱元璋会放过这些官吏，那么他们是不会放任不管的。

而且，当时马皇后还在世，她是不可能不劝慰朱元璋的，毕竟，其中还是有像方克勤那样勤勉的官员的。

他们如此不言，恐怕有着另一层深意：不能去劝，越劝事态越严重。

而御史郑士利似乎并不知道其中缘故，冒冒失失地上书了。虽然所言有理有据，但是，这些无异于告诉朱元璋：你这是不明事理的行为！

那么，恼羞成怒的朱元璋，将郑士利也杖责后发配边疆的行为，也就说得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