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来说，1912年委实是极为不平凡的一年，因为这一年中，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清王朝终于走到了终点，取而代之的，则是中国千百年来从未有过的一种新的政体，在当时人看来，中国从一种落后封建的状态进入了先进民主的时期。

但是，令很多人费解的是，前一段时间还打的不可开交的清室皇族与革命党竟然开始了友好的会晤攀谈。1912年9月，早已下野的监国摄政王作为清室皇族的代表同革命党的领袖孙中山在醇亲王府展开了一次亲切的会晤。

当时任谁也没想到，主张“驱除鞑奴，恢复中华”的孙中山竟然会主动去拜访醇亲王府，而之前极力派人镇压南方革命党的晚清实际统治者竟然也放下过去的成见，热情的招待了前来拜访的孙中山。

交流是消解矛盾最有效也是最为直接的办法，显然，这次会晤是成功的，孙中山很欣赏载沣能够主动的以和平的方式过渡政权，使得中华大地上的平民百姓免遭战争的荼毒。而载沣也很高兴孙中山能够记得自己曾经为所做的一些值得称道的事情，因为他很清楚很多人在背后是如何看他的。

之后，载沣主动拜访孙中山在北京的居所，两人相谈甚欢，至少给外人所感觉的就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原本势如水火的两个政治集体代表愿意放下过去的成见，释放出一种和谐友好的信号呢？

其实，这里终归还是应了那句“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的言论。在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仍然掌握着国家政权，并且将革命党人视作是叛匪，极力的镇压。而革命党人同样对于清政府也不怀善意，在他们来看，满清政府落后迂腐，难以带领中国走向真正的共和，所以他们必须将其取而代之。

双方谁也看不起谁，自然导致了难以逾越的沟壑。不过随着革命势力的日益壮大，清政府内部主张继续镇压的声音也越来越小，载沣自知能力有限，有意退居下野，于是便将所有的权力通通交给袁世凯（主要是袁世凯有意，而载沣无力）于是，在袁世凯的安排下，南北开始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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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如今，以载沣为代表的清廷皇族不得不接受政权过渡的现实，尽管其中也有不甘心之人叫嚣着大清不能亡，但大多数人还是看清了历史的趋势。《清帝退位诏书》的颁布，令得满清皇族从一个天潢贵胄的既得利益群体落到了被动的地位。所以，他们必须要尽可能的讨好于新兴的领导集团，革命党自然是在其中。

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辛亥革命之后，尤其在《清帝退位诏书》颁布之后，逊清皇室在民众面前逐渐的放低了自己的姿态，并且在很多事情上都尽量的配合新的政府，因为他们的命运，已经完全掌握在别人的手中。

尤其是载沣等人，作为清室最为核心的代表，他们最为关心的就是民国政府对他们的态度。自古以来，朝政的更迭往往是建立在血雨腥风之上的，前朝皇族被屠杀殆尽的事例也不在少数，所以，尽管有着《清室优待条例》的明文保证，但是，会不会变成一纸空文，决定权仍然在于民国政府。

所以，在载沣等人看来，与革命党乃至北洋势力结好，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当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主动向满清遗室示好的时候，载沣是积极的表示欢迎，至少不能够拂了人家的脸面。那么，为什么原来叫嚣着“驱除鞑奴，恢复中华”的革命党也乐意同逊清遗室交好呢？

其实，革命党人也有自己的一番打算。我们知道，虽然辛亥革命是推翻清朝的标志性时间，但是那并非就代表了革命党就有了与清政府抗衡的力量。事实上，在那个时候，中国最为主要的军事力量是掌握在满清政府手中的，只不过，皇族对于军队的掌控力并没有那样的娴熟。

（图片来自网络）

而且，经过南北和谈之后，清朝皇族以主动拱手相让政权的方式换取了新政府优待清室的条件，所以这也就相当于是人家透露出一个信号。可以负隅顽抗但是不这样做，这样对革命党人也带来了极大的好处，能够避免战争。双方一拍即合，签订了白纸黑字的《清室优待条例》，革命党也不想落下一个不讲信用的名声。

而且，革命党的核心目的并非就是要“驱除鞑奴”而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共和国家，并且这个国家还是由汉人所主导的，这也符合“恢复中华”的目标。既然满清遗室对于新兴政权没有了实质上的威胁，所以自然也没有必要再与之结恶，要知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也很清楚清室仍然还有一定的能量。

除此之外，袁世凯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先前我们说了，整个中国的武装力量依然掌握在清政府手中，而其中的核心便是袁世凯的北洋军。事实上，在之前，革命党的军队已经在袁世凯手中吃了不少亏，不得已之下，孙中山提出了将总统让给袁世凯的条件，希望他能够建立共和国。可见，当时的真正主导力量实际上是在袁世凯，而非革命党。

那么，袁世凯作为是清朝臣子，他深受皇恩，自然也看不得革命党逼迫满清皇族，更接受不了不忠之名，所以，他尽可能的说服（带有恐吓色彩）隆裕太后，推动南北议和，最终使得政权能够和平过渡。在讨论清室优待条件事宜的时候，袁世凯也尽可能的维护清室的利益，甚至不惜开罪于革命党说如果不答应，就没有在谈和的条件了。可以看出，袁世凯对于清室仍然是抱有感激提携之恩的心态的。就算是为了来之不易的共和，革命党人也不应该再咄咄逼人，所以，孙中山会抛开过去的成见，主动向清室示好，总体上还是忌惮于袁世凯的势力。

（《走向共和》中的袁世凯）

除了几方的政治态度之外，当时所发生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也殷待解决。因为在辛亥革命过后，之前革命党带有浓重民族色彩“驱除鞑奴”口号令满族大为恐慌，满汉之间争锋相对。不仅如此，恰逢其会，这个时候蒙古族与藏族也开始出现了脱离中央王朝的独立运动。民族破裂所造成的领土破裂将会给之后的民国带来委实不小的麻烦，所以为了民族之间的和谐，那种带有民族色彩的口号委实不能再用，而且也必须要向外传递出民族平等的信号。

从袁世凯这个角度来看，他不希望在他接手国家政权过后突然发现，国内民族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所以，袁世凯是最希望革命党与清室之间能够心平气和的谈一谈，缓解一下满汉之间剑拔弩张的政治氛围。然后再通过皇室的调和与沟通作用，防止国家分裂，将一个完完整整的中国过渡到自己的手中。

而在这种事情上，清室和革命党与袁世凯的看法大致上是一样的，没有一方愿意再看到统一的中国又变成四分五裂的样子。虽说此时此刻的政治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袁世凯、孙中山、黎元洪之间仍然有隔阂）但是最起码能够在明面上保持统一的架子，不至于让外国人钻了空子。所以，鉴于此，孙中山从南方来到北方，除了改善南北势力之间的关系之外，还带着缓和民族关系的使命来的。而从满清皇室的角度，也不愿意看到满汉僵持的局面，更不愿意看到其他民族就此独立出去，所以在民族大义上，接受了之前的仇敌革命党。

总结：

从以上所分析的，革命党同满清遗室愿意摒弃前嫌来一场和谐友好的会晤，大体上是出于三方的各自考虑。清室寄人篱下，为了将来的生活，不得不要同革命党交好。而革命党也忌惮清室的影响力，也愿意与之结好。而这中间起到调和作用的，则是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并且，这三方皆出于防止国家分裂的目的，也有了共同的利益追求，这才有了载沣与孙中山的结交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