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相父”是一个相当特殊的角色，能够当得起“相父”的，他们或是托孤之臣，跟随先主打下了江山，先主中道崩殂，临终将少主托付与之，希望其能尽心辅佐，以成千秋霸业； 或是在征伐过程中，结下深厚的父子之情，在被授予功名利禄之外，更是博得了仅次于生父的政治地位。正因如此，“相父”又被称作“亚父”，在帝国纷争杀伐的底色上，这群特殊的“亚父”， 既承担起“相”的职责，不断校正着一个王朝的方向，同时，又担当起“父”的使命，在亲情的注入中，苦口婆心，殚精竭虑，甚至抗颜直谏，不惜以死报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中国历史上几位著名的“亚父”。

管仲：助力齐桓公成就霸业，却无法决定身后的历史

公元前685年，在通往齐国的两条驿道上，飞奔着两支披麻戴孝的队伍，冲在最前面的是两位齐国的流亡贵族——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策马紧随其后的是他们的师傅管仲和鲍叔牙。这两支分别从鲁国和莒国出发的马队，与其说是在日夜兼程地奔丧，莫如说在争分夺秒地奔赴王权。彼时，齐国国政已是一片混乱，轼君篡位的公孙无知刚刚即位不到一年便被人所杀，形成了一个诱人的权利真空，作为这个权利真空的最有力争夺者，同为一母所生的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不仅进行着时间的竞赛，同时也在进行着心智的较量。快马由缰的小白显然跑得太急了，一路上他只听过了风声过耳，绝对没有想过林中会有一支暗箭射来。这是直取心窝的致命一箭，施射暗箭的不是别人，正是公子纠的师傅管仲，他把对主公的忠诚涂抹在箭尖，一心要将公子小白射落马下。而历史总是在偶然与必然中行进，利箭射断了小白的带钩，并没有造成致命一击，小白则将计就计，急中生智，咬破嘴唇，口含鲜血，佯装落马。黑暗中的管仲悄然复命，而公子纠在得到“捷报”后便明显放慢了奔赴齐国的脚步。这是一场谋略的比拼，当公子小白星夜赶至齐国，摇身一变成为齐桓公的时候，迟到者的下场已经不言自明。处于兵车之围中的鲁国被迫杀公子纠以谢齐桓公，而刺客管仲则被关进囚车，押解至齐国。此时，一身盛装的齐桓公早已将胸前的带钩换成了美玉，但金属撞击的声音依旧是这位新任国君的梦魇。当蓬头垢面的管仲被押解到齐桓公面前，齐桓公拂袖大怒：剁成肉醢，烹而食之！

然而，最终让盛怒的齐桓公冷静下来的却是齐相鲍叔牙的一声耳语：“君之治齐，即高溪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史记•齐太公世家》）鲍叔牙说这句话时，声音低沉到只有齐桓公一人听清，但此后的2600多年间，这句话却有如黄钟大吕般响亮。而彼时的管仲对于齐桓公而言，更象是一枚刀形币的两面，一面，是欲杀之而后快的囚徒，另一面，则是可以助其成就霸业的股肱之臣。这是一个两难选择，当齐桓公最终将一脸怒色化为满面春风，并亲自打开囚车，拜管仲为上卿，我们知道，齐桓公心中那枚坚硬的刀形币早已化成炽烈的铜汁，它化解的是心中的块垒，放大的则是一代君主的胸襟！

被齐桓公以德报怨的管仲没有辜负众望，在他的力推下，齐国率先在各诸侯国间实行了国野分治之法，一改齐国分崩离析的混乱局面；在军事上，管仲雷厉风行地推行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制度，有力地保障了充足的兵源；与此同时，在外交上，管仲创造性地提出“尊王攘夷”的谋略，即拥护周王室，带头抗击北方狄人和戎人对中原各国的侵扰，而彼时的西周王室已经衰微，齐国率先举起“尊王”的大旗，便能借周天子之命，号令各路诸侯。管仲的一系列富国强兵之举，深得齐桓公赏识，他诚恳地尊管仲为“仲父”，甚至向群臣宣布：“国之大政，先告仲父，次及寡人。所有施行， 一凭仲父裁决。”而管仲也确实不负“仲父”盛名，公元前651年，他将“葵丘会盟” 作为一份厚礼献给对自己有着知遇之恩的主公。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这次会盟中，各诸侯国在齐国的召集下相会于葵丘，周天子也派代表送来了贺礼，齐桓公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担当盟主的诸侯。站在会盟的高台上，扫视着俯首听命的诸侯们，再看看站在身边的管仲，齐桓公暗自庆幸：将复仇的刀子变成拜相的印信，也许就在一念之间，但这“一念”又是何等重要！与赢得天下相比，将仇敌剁成肉泥的快感是多么地微不足道啊！　

如果给管仲更多生命的时日，最终君临天下的人真的很难说就是秦王赢政；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当管仲油尽灯枯，走到生命的尽头，齐桓公的霸业雄图也宣告终结。随着国力的强盛和春秋霸主地位的确立，昔日那个复国图强求贤若渴的公子小白正在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是一位骄奢淫逸的昏君，而随着惰性的增长，用人的标准也开始在这位春秋五霸盟主的眼中发生着改变。昔日忠心效命的管仲已经步入老境，尽管齐桓公还在一声声地叫着“仲父”， 但语气中显然已经没有了当年的诚恳和热情，相比之下，一班奸佞小人的阿谀奉承之辞反倒成为齐桓公每天必不可少的食粮。正是这样一个用人标准的嬗变，让齐桓公时代出现了两个极端：国祚肇始之年，“管鲍” 组合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令后世君王每当朝中无贤，便思管鲍；大厦将倾之日，一班奴才富于创意的表演则成为后世奸佞无法超越的“标杆”。当群小营造出一个无尚忠诚的氛围，用人目光早已经迷离的齐桓公没有理由不酩酊大醉，而正是这种沉醉，最终酿成了一个王朝的灭顶之灾。

三往何劳万乘君，五来方见一微臣。
微臣傲爵能轻主，霸主如何敢傲人。
——周昙《齐桓公》

史载，管仲弥留之际，齐桓公曾亲赴病榻请其推荐继任者。对于齐桓公提出的易牙、竖刁、开方三个人选，管仲的目光是如此无奈：“杀子以适君，自宫以适君，背亲以适君，非人情，不可。”这是管仲给齐桓公的最后一句忠告，然而，这句忠告最终随着管仲的去世淹没在一片甜言蜜语之中，继管仲之后，易牙、竖刁、开方三人开始把持朝政，成为弹冠相庆的齐国新贵。包藏着祸心的“忠诚”迟早会变成国家的灾患，后来的结果自然可想而知，正是这三人，将刚刚强大的齐国重新带入了一个拉帮结党混乱不堪的局面；而此时，身染沉疴的齐桓公已经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阴森的宫门被十几道铁锁紧紧锁住，齐桓公奋力的呼喊声慢慢减弱成为无望的呻吟，一代霸主最终在病饿交困中死去。

伍子胥：脱水的眼球高悬城楼

伍子胥本是逃亡到吴国的楚人。公元前５２２年，昏溃的楚平王听信馋言，欲灭伍氏一门，以达到其废弃太子的目的。父兄相继被骗入狱，唯伍子胥预见到了即来的杀戮，“微服以出昭关”，保留家族一脉，为其日后的复仇提供了最起码的生存条件。

也许正因为生命中的这一劫难，使伍子胥有了极强的忧患意识，而他那预见毁灭的能力也与日俱增。历经一路辗转，伍子胥来到吴国，在那里他结识了公子光。彼时吴王僚当国，但伍子胥已经从公子光身上看到了这位吴国贵族轼君自立的野心，为报父兄之仇，他暗中为公子光寻觅到一位名叫专诸的宫厨，当专诸以一支细小的鱼肠剑结束吴王僚的生命，公子光便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吴王阖闾。这位新任国君当然对伍子胥精心策划的行刺事件感恩戴德，他任命其为“行人”，成为吴国重要谋臣，与此同时，他也没有食言，一番厉兵秣马之后，他举全吴之兵攻楚，楚昭王仓惶逃窜。站在楚平王的坟墓前，一夜白头的伍子胥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他愤而掘平王之墓，将楚平王的尸身从墓穴中拖出，在一声声鞭子的抽打中，伍子胥泪流满面。

这本来是一次政治交易，一个夺了王位，一个报了父兄之仇，伍子胥彼时完全可以全身而退，但当阖闾被越王勾践的箭矢射中，当太子夫差被临危托孤，失去故乡的伍子胥已经义无返顾地把吴国当成了自己的故乡。这位精通文武之道的先朝老臣，开始以“相父”的身份，辅佐新任吴王夫差整肃朝纲，励精图治，终于击败越国，掳越王勾践夫妇，为阖闾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

然而，夫差的复仇并不彻底，当越国的珠宝和美人迷惑起这位吴国新君的眼睛，当勾践范蠡等人最终被放回越国，当夫差转而将攻伐的战车驶向齐国，伍子胥这位托孤重臣的愤懑已经达到极致：“勾践食不重味，吊死问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吴之有越，犹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务齐，不亦谬乎！”（《史记·伍子胥列传》）处在风云激荡的大国争霸时期，伍子胥的深谋远虑，远远超过了他的主公。君王之侧容不下高人，更难容耿直的性格，“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左传》)当伍子胥的谶词响彻姑苏台，当佞臣伯嚭的一番谗言毒若蛇蝎，陶醉在歌舞升平之中的夫差顿时恼怒不已，越王勾践训练士兵的号音一声响过一声，而此时，夫差给伍子胥这位洞悉国运的老臣的最后选择，却是一柄赐死的属镂之剑。

千载空祠云海头，夫差亡国已千秋。
浙波只有灵涛在，拜奠青山人不休。
——徐凝《题伍员庙》

史载，伍子胥将死之日，曾嘱其属下曰：“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可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史记·伍子胥列传》)。这位悲剧人物的尸身被夫差装入鸱夷子皮，沉入了钱塘江中，两千四百多年过去，不胜悲伤的钱塘潮仍旧巨浪滔天。

范增：悲凉的玉碎

在范增的生命里，玉，是一个悲凉的意象。

如果不是生活在风云激荡的秦朝末年，这位“索居家，好奇计”（《史记•项羽本纪》）的七十老叟可能永远不会走进史家的视野，毕竟，七十岁是一个智力与激情都走向衰微的年龄，在这样一个年龄，竹雨听琴松风煮茗可能更适合填充晚年的时光。然而，白发皓首形销骨立的范增还是选择了在七十岁的高龄点燃起自己的生命激情。他兴致勃勃地加入了项梁项羽叔侄的倒秦义军，在范增看来，这群由楚国名将之后统领的江东子弟豪气冲天，是一支推翻暴秦的决定性力量。在范增的建议下，项梁尊一个放羊的楚国王室后裔为王，为伐秦找到了一个更具号召力的理由，借着这样一个背景，楚军迅速壮大， 一路气势如虹。面对不断扩大的战果，项梁对范增尊重有加，力能扛鼎的项羽更是对这位精神矍烁的长者心生崇敬，尊称其为“亚父”。这是一个超越了主公与属下界限的称谓，对于这个称谓，范增很享受也很珍惜。玉玦在暗夜里熠熠生辉，一个银须飘拂的老人其实没有太多的奢求，他只是希望自己的价值能够得到认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能够成为自己生命里的杰作。

在此后的征伐进程中，晃动在范增腰间的玉玦更像一颗闪亮的星斗，照耀着楚军与秦军正面交锋的每一次战役。破定陶，攻巨鹿，战汙水，在一片刀光剑影中，我们听到的是马嘶、流矢和兵器的撞击声，我们看到的是浴血而死的项梁，是威风八面的项羽，是工于心计的刘邦。彼时，藏在烽烟和史书背后的范增更像是一个洞若观火的智者，手握玉玦，举重若轻。

范增真正迫不及待跳进史书的地点在鸿门。这个因一场宴席而名播后世的地方，在两千多年前，曾经喧响过鼓声，也曾经暗藏着杀机。对于这场著名饭局的双方代表，项羽和刘邦早已是尽人皆知，而对于这场饭局的策划者范增，人们却总是容易忽视。事实上，无论是项羽还是刘邦，都只是鸿门宴上的背景，千古一宴的真正主角其实是谋士范增。彼时，秦朝正在化为风中的历史，楚汉相争的段落刚刚演绎，数倍于汉军的楚军显然是勿庸置疑的王者，而当博弈的双方被范增安排在一座飘着肉香的中军帐下，羽翼欠丰的刘邦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再有一飞冲天的机会。然而，历史还是开了一个大玩笑，一直都将“亚父”的玉玦视为冲锋号令的楚霸王项羽，这一次竟然对范增数次晃动玉玦翦除对手的暗示不再有任何敏感，他好象忘了设定这场宴席的初衷，只顾和眼前的对手推杯换盏，酒酣耳热。也许这位兼具男人血性和妇人之仁的枭雄太相信自己的实力了，他可以与自己的对手在沙场一较高低，却不愿在一场宴席中赢了天下输了道义。然而，深谙兵家权谋的范增太清楚这场宴席的重要性了，他知道，这将是一场决定天下归属的宴席，此时不制人，其后必为人制。当玉玦不再成为一场战役的号令，范增只能采取另外一种极端的方式，他暗示项庄舞剑，其意却在早已魂飞魄散的刘邦。然而，随着项伯仗剑而出，与项庄手中寒光四射的剑锋一起劈出刺眼的火花，鸿门宴还是无可挽回地成为范增最为郁闷的作品。中途溜走的赴宴者没有忘记向设宴者表达自己的“敬意”，他赠给了项羽一双白壁，赠给了范增一对玉斗。白壁的光辉要比一块小小的玉玦眩目多了，醉态朦胧的项羽欣然受之，“置之座上”（《史记•项羽本纪》）；而在一对泛着青光的玉斗面前，范增却无法倾倒进所有的耻辱与愤怒，玉玦在腰间碰出沉闷的响声，再也无法忍受的老人猛地取过项庄手中的利剑，将玉斗劈成齑粉，同时也将一句无奈的谶语深深地砸在地上：“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史记•项羽本纪》）

其实，在楚军营帐中郁闷的并不止范增一人，韩信、陈平等人都是上等的“好玉”，但由于项羽的盲目自大和意气用事，最终都没能让这些“玉石”放射出耀眼的光芒。面对这位刚愎自用的主公，韩信陈平等人选择了离开，他们投奔在了刘邦的麾下，在那里，他们身上的“光芒”得以放大，并最终成为日后围剿一代霸王的主力。本来，范增也可以和他们一样，选择离开，毕竟“良禽择木而栖”，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谋士本身就是一个重智谋轻道义的角色，然而，范增却选择了坚守，选择了用一颗透明的玉石之心照亮项羽日见艰难的前路。这是七十岁的范增余生中唯一的目标，可即便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目标，他也没能最终完成。刘邦卑劣地实施反间计，让玉洁冰清的范增蒙上了一层厚重的污垢，而疑心甚重的项羽很轻易地就中了圈套，他开始对忠心耿耿的范增加强了防范，所有军机大事再也不与这位当年的“亚父”商议。“衷莫大于心死”，极度悲伤之际，范增扯断玉玦，请辞还乡：“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 （《史记•项羽本纪》）万里悲秋，萧萧落木，一路风声雨声充塞耳畔，车未行至彭城，范增便背发疽疮而死。

智士宁为暗主谟，范公曾不读兵书。
平生心力为谁尽，一事无成空背疽。
——周昙《范增》

有人传说，其实范增并没有死在归乡的路上，而是在一个叫九遮山的地方隐居了下来。据传，一日，九遮山中，忽来一白发银髯的老人，他深居洞中，常采草药为村民治病，药到病除，人皆神之，称之为“仙皇”。然令人不解者，老人常于岭坡凝望，喟然长叹，似有难言之隐。更为怪者，项羽自刎乌江，消息传来，老人嚎啕大哭，数日不食，常自语云：“竖子不听吾言，终有今日！”此后不久，即人去洞空，不知所终。其时，当时的山民们如果到老人居住的洞中看看，应当能够找到一块玉玦，那是一块表面不再光洁的玉玦，系着它的绳子早就断了。

诸葛亮：“锦官城外柏森森”

蜀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蜀相》

位于四川成都市郊的武侯祠，是一处肃穆的所在。祠内古柏苍郁，殿宇高大华美，每年来此拜谒的人络绎不绝。人们称道蜀汉武乡侯诸葛亮奇妙的用兵，更钦敬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人格。

应该说，公元197年到公元207年的隐居是诸葛亮一生的重要时期。这十年，他在襄阳的隆中盖了几间草房，一边闭门读书，一边躬耕陇亩，过着悠闲的生活。处在群雄逐鹿的东汉末年，能在山明水秀的隆中寻得一方净土，无疑为诸葛亮日后的出山提供了必要的准备。

“三顾茅庐”的故事已是尽人皆知，第三次会面无论对刘备，还是对诸葛亮，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一纸洞察天下大势的《隆中对》，令身处困境的汉室后裔有了与中原抗衡的实力，也令经天纬地的旷世奇才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 （《三国志》）当刘备携孔明之手从隆中走出，充溢在这位汉室皇族心中的，是定鼎天下的雄心。

出山的卧龙没有辜负刘备的厚望，诸葛亮柴桑的舌战群儒，最终令踞江而治的孙权与刘备联手击曹，燃起了赤壁的熊熊大火，从而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此后，诸葛亮轻摇羽扇，开始了其叱咤风雷的历史：在夺取汉中的过程中，他深谋远略，以足食足兵将这块龙兴之地一举拿下；当刘备临终托孤，诸葛亮的忠心赤胆更是烛照蜀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三国志》）刘备这句托孤遗言实属真心，他很清楚，扶不起的刘禅并能不延续国祚，但诸葛亮的回答却斩钉截铁：“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三国志》）彼时的“相父”诸葛亮，完全可以取昏聩的刘禅而代之，但诸葛亮却用后来的南征北战证明了自己对旧主的忠诚。225年春，诸葛亮率军南征，深入不毛之地，讨伐雍闿、孟获，先以攻心为主，打败雍闿军，再七擒七纵孟获，用时不到一年时间便平定南中，而蜀汉也在这一年凭借南中的丰富资源迅速壮大国力，具备了逐鹿天下的底气。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就在诸葛亮上《出师表》于刘禅后不久，这位戎马一生的臣子开始了壮丽的北伐。历时八年的北伐，让蜀汉政权在激烈纷争的年代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但长期的南征北战也严重损重了诸葛亮的健康。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二月，诸葛亮五出祈山，率军北伐曹魏时，已经做好了打持久之战的准备，他命令军士在五丈原屯兵垦荒，自足粮草，而自已却“所啖食不至数升。” （《三国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当五丈原的星空下起陨石雨，一代治世之才最终没能完成克定天下的宏愿。

诸葛亮病死的消息传到成都，朝野震惊。为了怀念他，众大臣决定在他的墓地为其立庙祭祀。后来当魏将钟会攻下汉中，还派人专门祭扫了诸葛亮的墓，并下令严禁在诸葛亮墓地周围放马、砍柴。这说明，诸葛亮崇高的人格不但赢得了蜀国吏民的尊敬，也同样受到了敌国将士的尊敬。

“治识之良材，管萧之亚匹”(《三国志》)，陈寿为诸葛亮下的这句按语可谓公允切当。

是的，回望这些在中国历史的卷册中留下名字的“亚父”形象，我们看到的，不止是他们跌宕起伏的悲剧性命运，更能看到一种存在于中国封建社会君臣关系演变进程中的特殊状态，这种特殊状态，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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